《梁启超传》:重新认识激进的革命者梁启超

2012-11-14 15:15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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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梁启超传》(上下册),解玺璋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9月版,72 .80元。</p>

  《梁启超传》(上下册),解玺璋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9月版,72.80元。

<p>    《梁启超传》(修订本),李喜所、元青著,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版,78 .00元。</p><p>    延伸阅读</p>

  《梁启超传》(修订本),李喜所、元青著,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版,78.00元。

  延伸阅读

  启之学者,北京

  李泽厚有一句话,“我不写五十年以前可写的东西,也不写五十年以后可写的东西。……我只为我的时代而写。”五十年前梁启超是保皇党、反革命,绝对不可写。今日的主流话语也没有给梁摘帽改正。这么说来,写这本书似乎应该是五十年之后的事。可是,解玺璋现在就把它写出来了,这,是不是有点太超前?

  梁启超的传记之前已经有许多种,其中有名的,早期如吴其昌的《梁启超传》,晚近如李喜所等著《梁启超》,在论断、材料上各有各的特点。那么为什么还需要一部新的梁启超传记呢?作者借龙应台的话做了回答:“一百年之后我仍受梁启超的文章感动,难道不是因为,尽管时光荏苒,百年浮沉,我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梁启超的痛苦,我所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启超的呼喊?我自以为最锋利的笔刀,自以为最真诚的反抗,哪一样不是前人的重复?”一百年后还在重复,说明问题之老大难。台湾的龙应台尚且有如此感受,大陆的解玺璋的感受只能更痛更深:“从她回顾的戊戌百年,到今年的辛亥百年,又过去了十几年,中国知识界最关切的问题,应该说还是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文化的现代化,还应该包括国家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乃至政治领域的现代化。这些都没有超出梁启超的政治遗产和文化学术遗产的范围。”

  在追求现代化的路上,主张改良主义的梁启超也曾经是个激进的革命者。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在日本主政《清议报》,即鼓吹革命、倡言民权,高谈破坏:“今日之中国,积数千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踞膏肓,命在旦夕者也。”怎么办呢?他开出了这样的药方:“故破坏之药,遂称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1899年,在东京办高等大同学校时,他和他的学生们“天天摩拳擦掌要革命。”(上册,第274页)他曾夫子自道:“当时承团匪之后,政府疮痍既复,故态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愤慨,故报中论调,日趋激烈。壬寅秋间,同时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上册,第137页)

  孙中山到了日本,康有为躲着不见。梁启超不怕,非但不怕,还对孙“异常倾倒,大有相见恨晚之慨。”(同上,296)有一次,二人在屋里大谈革命,梁启超的女儿梁令娴在隔壁听见,以为他们吵起来了,跑过去一看,“见其父来回度于室中,孙先生则倚床而坐,各叙所见,状至融洽。”(同上)

  本着爱吾师,更爱真理的精神。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直抒己见:“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上册,第137页)

  梁启超不但说,还要做。革命、破坏,知行合一。

  他与孙中山商议维新派与革命党合为一党,孙为会长,他为副会长。

  他配合唐才常,组织和领导了自立军的武装勤王运动,并在最危急的时刻准备亲赴前线。

  为了反对袁世凯称帝,他赤膊上阵,成为蔡锷的护国之役的“黑后台”。

  但是,几年后,他还是回到了改良。1903年是梁思想转变之年。黄遵宪的“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成了他的宗旨。梁启超思想转变,得力于他的对欧美各国历史和现状的考察,也得力于康有为和黄遵宪的劝说。

  梁启超生前身后,最遭人诟病的是他的多变善变。谭人凤说他:“反复无常,甚至卖朋友,事仇雠,叛师长,种种营私罔利行为,人格、天良两均丧尽。”李肖聃说他“曲学阿世,且忍献媚小生,随风而靡。”连胡适也对他的善变颇有微词。(下册,第326页)

  这些人,包括胡适,都忽略了清末民初的复杂情势,没有体悟到在夹缝中求存的改良之艰。梁启超在国家最困难的历史关头,选择了人生最艰难的路。这条路,让他腹背受敌,而最让他为难的,则是清政府死到临头了还顽冥不化———嘴上答应维新变法,心里想的是维护专制。人们信其承诺,以后很快就会改革,可清廷以此当幌子,苟延求活,极尽拖延、搪塞、压制,以至血腥镇压之能事。如此“唯恐国之不速亡”的做法,怎能不刺激革命?主张改良的梁启超尚且有“天天摩拳擦掌要革命”之时,何况主张暴力的孙中山。换句话说,梁启超之难,首先难在战胜自我———以理性说服情感,以大局安抚躁进。以超人的耐心和意志致力于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和积累。

  现实之中,笔杆子不抵枪杆子。以“软”碰“硬”,梁启超就得不断地调整立场。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善变多变,必须“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否则就无法坚守改良。郑振铎说得好,梁变的是方法,不是宗旨。

  然而,为梁启超说话困难重重。半个世纪以来的教育灌输“使得几代人都丧失了正确理解和认识梁启超的能力。”作为曾经的丧失能力者之一,作者写这本书,首先要战胜的是自己:“在我的意识里,有太多的与梁启超的思想和主张不能相容的东西,这些东西常常在我阅读、思考梁启超的时候跑出来,提醒我别忘了它的存在。……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因为对革命的崇拜和向往对我来说几乎是自青少年时代形成的、渗入骨髓的一种情结,一种诗意的想象,清除它犹如刮骨疗毒一般。”(《坦白与交待———回想〈梁启超传〉的写作》)

  正是经受了刮骨疗毒般的痛苦,作者才有了如下的感悟:“如果说写作《梁启超传》让我有所收获的话,那么,最大的收获就是在现实情感、社会政治、思想理念等层面对革命进行了深入的再思考,使自己能在当下中国纷乱复杂的现实中找到一种比较理性的立场。有朋友开玩笑说,因为写作《梁启超传》,我变成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同上)

  任公归来否?问谁人,衣冠零落,浩歌曾有?少年中国多寂寞,可惜红肥绿瘦。又目断,几家逐臭,我最怜君闻鸡舞,到如今,不见经纶手。平生事,难回首。

  秋凉此夜惊雷吼,莽神州,江山万里,牛奔马走。尚有先生文章在,只把心魂相守。多少事,休说依旧,整顿乾坤终未了,夕饮冰,吾其内热欤,英雄泪,杯中酒。(《金缕曲·梁启超归来》)

  这是作者为此书填的词。任公殁后八十年,悄然来归。全凭作者四年来的“中宵起舞”和殚精竭思。他才以其卓越的工作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改良与革命,重新认识了梁启超。任公的启蒙事业,后继有人。

 

 

责编: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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