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导演赵琦:向钱看 是为了更好地拍下去

2013-03-16 10:51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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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琦,199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同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工作。2002年至2003年公派至英国,在伦敦大学学习纪录片导演和国际制片,获硕士学位。2003年至今在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担任纪录片栏目制片人。2008年在亚洲广播电视联盟电视奖项的工作中担任评委会主席。赵琦制作了《归途列车》、《千锤百炼》、《殇城》等数部纪录电影,获得了金马奖、金熊猫奖、伊文思奖等近40个国内外奖项。

  赵琦:国内还没有纪录片制片人这个工种

(东方早报 记者黄小河)2011年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之后,一篇名为《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随想》的文章写道:“融资就像打一口井,选的地方不对,工具不够专业,或者挖得不够深,你的所有努力只能产生一口废井。”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将《归途列车》、《活着》等纪录片推向国际的纪录片制片人赵琦、梁为超。

  在一次采访中,一位导演曾告诉早报记者,中国现在不缺好的纪录片作者,缺的是像赵琦、梁为超这样会“找钱”的制片人。

  为了让纪录片作者不再“苦行僧”式地拍摄,国际资金、公共资源、作者三者应该如何更好地融合?早报记者就这些相关问题专访了赵琦和梁为超。

  东方早报:如果我是一个纪录片作者,有了一个构思,你首先会提哪些建议给我?

  赵琦:我首先会告诉你,你需要找一个制片人(笑)。当然前提是,你希望你的片子能够有更多的人看到。但很多中国纪录片导演不愿意找制片人,关键原因是好的制片人太少。现在国内能做这个事儿的人也就四五个。

  东方早报:国内很多纪录片作者都自己做片子,没有制片人,但并没有影响到片子的影响力。从制片人的角度看,你认为区别在哪儿?

  赵琦:我们都知道导演和制片人的工作是分开的,就算是剧情片,也很少有人能合二为一做到位。中国有很多不错的纪录片导演,却没有纪录片制片人这个工种,导演单凭自身一腔热血在做,缺乏贴合市场和产业规律的推广计划,导致这些非常好的片子做出来也是默默无闻,即便国际上拿了大奖,也很少有普通观众知道,非常可惜。

  东方早报:如果我去“找钱”的话会遇到哪些状况?

  赵琦:一般来说,如果你去国外,国际机构会问你三句话:你的故事是什么?片子准备怎么拍?什么时候能拍完?另外,如果你的片子要拍5年,很少有人会在第一年给你钱。因为一般来说拍到第三年的时候,故事的走向才会清晰。因此,你还需要有一个合理的预算。如果预算多了,人家会害怕。反过来,太低了也不行,比如摄影师的费用一天应该是2000块钱,而你报了500块,对方可能会认为摄影师水平太低了,这样压低成本会影响到片子的质量。所以,这个预算要贴合你的实际拍摄情况,简单一点儿说,你要拍3年,1年打算拍150天,3年下来这450天的钱你打算怎么花?这个预算很多导演都没有考虑,一边拍一边想,后面就捉襟见肘,有时作品都完成不了。但如果是交给制片人来做,他会用他的经验帮你把所有的事情先考虑清楚。

  东方早报:《归途列车》的海外发行,你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

  赵琦:《归途列车》的海外发行是整体交给了美国的一个发行公司,但这样的形式对一般的中国影片都很难。美国的发行公司每年也就拿十几二十个项目,而且主要是本国的片子。如果说中国1年有10个好片子,绝对不可能全部进入发行公司。《归途列车》的经验不太容易被复制。第一步是能在国外找到钱,第二步是能在国外的主要电视台播出,第三步才是进入主要的市场院线和其他领域。美国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很丰富也很困难。如果能够摸索出这样一条道路,其实被选择的内容,不光是纪录片,包括一些小成本的艺术电影也可以这样去做,但一定要在针对性强的区域和人群里进行发布。

  东方早报:联合制片有很多优势,比如借鉴一些新技术和在发行上的优势,是否有可能成为未来趋势?

  赵琦:不好说,联合制片也是有利有弊。好的是,如果你和一个外国制片公司合作,能通过这个公司申请那个国家的扶持资金,因为很多国家的基金都只是给本国的片子。像柏林电影节的基金是10万欧元,但是你必须和一个德国的公司合作,而且还要求有几个主要的创作人是来自德国,这里还涉及复杂的法律和财务问题。因为管理复杂,国内没有多少愿意联合制片的片子。联合制片是不是好的模式,其实很多时候取决于片子的内容,像中国和加拿大联合制片的《千锤百炼》,导演本人是加拿大华人,就比较好。一般来说联合制片报批等待的时间很长,成本很高,国内很少有人这么做。

  东方早报:现在国内公共资源逐步开放,扶持力度逐年加大,能否分析下其中的利弊?

  赵琦:没错,近几年公共机构开始把公共资源拿出来使用,上海纪实频道和央视纪录频道都会做一些扶持项目,帮助一些青年作者和小的制片公司,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这些公共机构往往只能提供较少资金,同时要求拥有作品版权,这与作者本身的利益未必是匹配的。作者如果把版权全部交给电视台,就没办法再去寻找其他机构,获得更多资金。一部好的纪录片最起码要拍上2年,如果预算不够,要么片子流产,要么资金压力就转移到作者自己身上。所以我个人认为,若公共机构能对纪录片创作团队的利益给予更多考虑,纪录片的作品可能会更丰富,质量会更高。

  东方早报:纪录片作者经常会参加国外电影节及国内各种形式的作品放映,你怎么看这一部分的收益?赵琦:据我个人经验,这一部分的收益微乎其微。国际电影节的惯例一般是付给作者放映费,有的会负担交通费用,但也仅仅是业内的交流宣传,如果把这个作为盈利的方法实在很难。除非全世界4000多个电影节,每个都邀请你,每个电影节给你1000元,那么你才有400万元的收入,但这肯定是不现实的,更不要说很多纪录片人还没有机会走出去。在国内,纪录片基本没有形成市场。国内专业的纪录片频道很少,做得好的只有上海纪实频道和央视纪录频道,但央视纪录频道对片子的内容及制作水准有一定要求,有可能导演作品达不到那个标准;上海纪实频道还可能坚持播放一些个体导演的作品,但费用很低;国内院线就更不用说了,基本没有可能,因为大部分大陆的纪录片都没有申请电影局的拍摄许可。所以大部分的纪录片放映都变成了一种俱乐部形式的放映,主办方会象征性地给作者一点放映费,再加上网络的费用,可能都不到10万块钱。

  东方早报:你认为影响整个产业发展的因素有哪些?

  赵琦:我觉得首先是国内现在没有健全的市场环境。其次,与别的行业相比,纪录片的发展相对不平衡。比方说,中国外贸产业为什么会发展得那么好,因为有退税。做文化产业有没有退税?做纪录片有没有退税?加拿大纪录片产业很发达,就是因为有退税。你花一块钱,国家会退你钱,省也会退你钱,最后等于差不多可以退三毛钱。除了退税制度,还有审计和保险制度,而中国有没有相关的辅助制度?这些都是跟产业挂钩的。在美国,只要在美国本土放映,必须去入一个保险,如果放映后发现内容有问题,有人要和你打官司,那么你就能够拿到诉讼费的保险。这些措施就可以保障从业者的利益。现在产业还没形成,我们想拍片子又没有钱,就只能去找国外的钱,但是想要拿到国外的资金,就必须先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产业扶持政策,大部分人其实很难做到。

  东方早报:有些人认为,做纪录片就和赚钱不沾边,谈钱会失去职业操守,你怎么看?

  赵琦:我并不反对纪录片作者扎根一个地方努力拍出一部好片子,但钱和职业操守并不矛盾。如果拍片子的时候知道费用是有着落的,对作者的状态也可以起到好的影响。就算导演自己可以艰苦,那摄影师、剪辑师、录音师呢?他们都不要收入?好,大家都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和一个免费的热情来做一个片子,那之后如何维系?做完一个片子就结束了?做任何事情都应该看一个发展。所以我认为,纪录片作者可以义无反顾地扎下去拍纪录片,但前提是没有后顾之忧,所谓的“向钱看”是为了更好地扎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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