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制片人赵琦谈纪录片:中国导演狭处逢生

2013-05-10 08:15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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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琦在执导《殇城》之前,赵琦曾担任过《归途列车》和《千锤百炼》的制片人。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

  

(长江商报)199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同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工作。2002年至2003年公派至英国,在伦敦大学学习纪录片导演和国际制片,获硕士学位。2003年——至今在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担任纪录片栏目制片人。2008年在亚洲广播电视联盟电视奖项的工作中担任评委会主席。作品曾获得金马奖、金熊猫奖、伊文思奖等近40个国内外主要的纪录片奖项,在BBC、ZDF、NHK、PBS等国际主流媒体播出。

  赵琦在执导《殇城》之前,曾担任过《归途列车》和《千锤百炼》的制片人。前者继在第12届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上获得“2009最佳魁北克/加拿大电影”后,又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被评为“最佳纪录长片”,摘取了VPROIDFA大奖。而后者则获得第49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为了拍摄《归途列车》,2006年他甚至个人贷款30万元为此片做制片。

  《殇城》也入围了今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处女作”单元,遗憾最后并未获奖。但对国际纪录片市场规则的熟稔,则让赵琦的纪录片之路走得越来越宽敞。

  武汉著名的纪录片导演陈为军曾在采访中说,目前国内并不缺导演,最缺的是有经验的制作人。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纪录片市场的开放程度不够,因此严重依赖国外基金与电视台的资金,另一方面,也逼得中国导演狭处逢生。而赵琦被称作是目前国内纪录片界最会“找钱”的制片人之一,他的相关经验,也许不仅能为纪录片导演与爱好者指导思路,还可以为国内这个尚未成型,而又有巨大潜力的市场开发者提供启发。本报记者刘雯采写

  ■专访

  完成程序上的管理,但在内容上保持最大独立性

  锐读:从制片人到导演转变的契机是什么?

  赵琦:我现在依然在做制片人,并没有专职做导演,是在两个身份之间相互转换的。不过导演的工作也是可遇不可求,第一,所有人都想当一次导演,拍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另外,当制片人当多了,碰到一些拍摄题材有自己的想法时,因为不是导演你不能控制片子的走向,就希望可以在自己真正在意的题材上可以掌控,所以我拍了《殇城》,同时也是这部片子的制片人。

  锐读:有很多年轻的纪录片导演对于制片方面比较缺乏实践,您可以给予他们指导吗?

  赵琦:经验主要来自于我做制作人的第一部纪录片《归途列车》。从这个过程中我了解了基本程序,了解了国际上有哪些基金、电视台,以及具体的操作方法。之后又担任了《千锤百炼》的制片人,这部片子是在国内电影总局立了案的,等于一个官方意义的合拍项目。这样就对国内的合拍手续比较清楚。

  我总是说:咱们不能一直做地下电影。任何不能放到地上的东西都很难做大,所以要想做成产业,就必须考虑如何用最透明、最规范的手段完成程序上的管理,但在内容上却能保持最大的独立性,中间有一个平衡,这个掌握比较困难,但仍需克服,因为你花了那么多精力拍的片子,还是要让更多人看到。

  锐读:可以具体说说吗?

  赵琦:对于年轻导演来说,首先要有热情,而且一定要有底线和原则,原则首先是真实。第二,从创作角度而言,不能单纯抱怨或表达不满,而是要看到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用最善意的方式去思考如何解决它。当你抱有这样一种心态时,你就往往能和官方体系达成一种平衡,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相互的妥协,产业化就很难实现。

  从制作的角度来说,要懂英语,要懂一点点财务和法律的知识,哪怕是一点点,它就能让你在面对合同时可以维护自己的最大利益,这是建立在了解国际运作机制的前提下的,这里不包括国内。因为国内暂未形成一个有规可循的机制,更多可能还是依靠人脉关系。但国际上已经有一整套完善、成熟的体系,你要主动去了解有哪些机构和基金是可以去申请的,甚至哪些是不要去申请的,因为会碰到很多问题而难以成功。

  然后你需要写一个英语提案,包括故事梗概、导演阐述、拍摄动机,有时还有视觉阐释、发行策略、电影节投放策略、预算及其解释、片花等等。有了这一切再进行投递,如果通过你可能会直接得到钱,也可能还需亲自去做一次面试。

  因为这个过程十分繁琐,导致中国很难有本土导演大批量在国际上出现。

  放开纪录片市场需要更多辅助性产业的开放

  锐读:所以主要问题还是国内缺乏相关机制?

  赵琦:是的。国际上即使对中国的内容再感兴趣也不可能天天播吧?我们的市场与需求主要还是国内的。虽然现在中央台有纪录片频道,上海有真实传媒这样的机构,但这两个地方的努力对于我国整个市场的建立显然是不够的。现在总局、文化部有没有在做这样的事?甚至一些企业的资金有没有可能进入?

  你看《舌尖》就是一个可以挣钱的片子,它与饮食、旅游都可结合,那为什么出钱的仍然还是电视台呢?

  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才能解决学校里那么多学影视相关专业的学生的就业,他们的未来才有希望。这么多人不可能全都进电视台,很多人最后去的是很小的广告或制作公司,这些公司的收入主要来自制作费。比如现在有10万元制作费,从公司的角度往往喜欢把费用压到最低。而在国际上,如果你募集到10万元,10个人每人给你1万,在财务合同里规定这笔钱必须花完而且要提供花销凭据,但是片子的版权是你的,他们花钱买的只是播映权。所以从导演的角度来说肯定希望把片子做到最好,日后可以靠卖片子挣钱,而不是去抠那一点制作费。

  锐读:那您觉得中国纪录片市场放开还需要多长时间?未来的趋势是好的吗?

  赵琦:现在市场比之前要好多了,但要达到国际标准,还得需要整个社会的开放。这不仅仅是指媒体开放,更多是辅助性产业的开放。比如保险业,万一导演拍不完,或需在拍摄过程中遇到法律纠纷需要钱怎么办?这在国外是有专门的险种的。又比如有没有出口退税政策?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可以帮助这个产业发展的外部条件。

  锐读:所以您现在也是在慢慢推进市场?

  赵琦:一点点推吧,不断呼吁。国家强调要发展文化产业,既然是产业那就应该以产业标准来对待。不光是产业本身,还有一系列配套措施、政策、环境。比如在武汉,有没有相关的园区?可以提供免费的设备和房子?这些都是很切实的。

 

 

 

责编: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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