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迦:复原一个外国传教士在晚清中国的故事

2013-05-21 09:56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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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苏慧廉

  助力千万英镑庚款退还中国他是费正清的导师,胡适的朋友忘掉的不是他一个人

  《寻找·苏慧廉》

  作者:沈迦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3月

  沈迦自费寻访6年,跨越三大洲,为复原一个外国传教士在晚清中国的故事——

  “我愿意去,但除了中国”

(长江日报)温州人沈迦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从小随祖母去教堂。那座教堂由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EdwardSoothill)建造。但苏慧廉是什么来历?沈迦寻遍温州,只发现300字的简介,连简历都拼凑不全。

  2007年,移居加拿大的沈迦开始搜寻资料,想把这个人的生平搞清楚。花了6年时间自费寻访,沈迦在英、美、中国香港和台湾各大图书馆搜寻资料,走访苏慧廉曾工作生活过的城市,还对大量相关历史人物的后人做了口述实录。

  苏慧廉的形象一点点浮出水面,沈迦的寻找历程成为当代传奇。最终出版的《寻找·苏慧廉》共39.2万字。

  谁是苏慧廉?英国传教士、著名教育家、欧洲一流汉学家,一生最好的时光都在中国度过。

  1881年,二十出头的苏慧廉作为英国偕我公会派驻温州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他曾祷告“主,我愿意去,但除了中国,除了中国!”为什么除了中国?

  “因为传教士居然到世界上最现实的民族面前出售一个纯粹的理论,这个理论不能给他们带来现世的利益。”这是苏慧廉当时对中国的认识。

  苏慧廉初到温州时,中国人尚视碧眼赤须者为怪物。他决定效法耶稣的门徒保罗,“和温州人在一起就做温州人”。厨子、鸦片吸食者都曾是他的语言老师,经过艰苦努力,他不久便能讲一口流利的温州话,还编制了用拉丁字母给温州方言注音的体系及一本日常用语表。1894年,他翻译出温州历史上第一部方言版《圣经》(选本)。

  苏慧廉1920年受聘牛津大学汉学教授。他笔耕不辍,十余本专著多与中国相关,如《中国与西方》、《中国简史》、《中国与英国》、《李提摩太在中国》等。他编撰了便于外国人学习中文的《四千常用汉字学生袖珍字典》,向西方介绍中文典籍;将《论语》翻译成英文——该译本成为牛津大学最认可的经典作品,至今已印了30多版。

  在《中国与英国》的序言中,他写道:“不管我如何评述中国,我都是带着一种对中国和中国劳苦大众的真挚情感。我曾服务于他们,并在他们中间度过了我的半生。中国的未来需要耐心,也需要持续的同情。”

  助力千万英镑庚款退还中国

  沈迦认为,苏慧廉服务于中国,最被忽略的功绩是他曾代表英国处理庚子赔款,助力千万英镑退还中国。“对于这段往事,中国的教科书少有提起部分庚子赔款的退回,及其在中国建设事业上发挥的巨大作用。”

  1925年5月26日,英国国会正式通过中国赔偿用途法案,决定将庚款余额退还中国。这笔赔款的用途和分配由英外交大臣和咨询委员会商议决定。“咨询委员会”的想法就是苏慧廉提出来的。

  1926年初,苏慧廉随威灵顿代表团来华调查,曾到访上海、汉口、南京、杭州、北京等地,听取中英两国人士意见。在汉口,苏慧廉一行还与吴佩孚面谈多次,吴佩孚曾有“请以大部分造粤汉铁路、川汉铁路,及其他铁路,以路款收入为教育经费”的提议。

  徐志摩在《这回连面子都不顾了》一文中,曾讽刺英国拟利用庚款发展实业及传教事业。沈迦说,徐志摩担心的没有成为事实。

  1926年10月最后通过的方案,部分补助农业、教育及农业改良,其中农业方面30%,科学研究23%,医务与公共卫生17%,教育事业30%。另有部分用于投资,如铁路,完成粤汉铁路未完成之部分,约需500万英镑;直隶水利约需320万英镑;导淮水利约需200万英镑。

  但中国政局变化的速度,远快于庚款委员的会议讨论。此报告完成后仅月余,国民革命军即开始北伐,中国局势大变。因此,后来实施与计划有差异。

  苏慧廉还在中国办过禁烟所、学堂、医院。他在山西大学堂做过西斋总教习(今天意义上的校长),因此功绩获中国国家勋章二等双龙宝星勋章。他还因在“一战”期间服务赴法华工而获得中国国家勋章三等文虎勋章。

  他是费正清的导师,胡适的朋友

  苏慧廉的妻子路熙在《中国纪行》中,有一章专述太原生活,写到与太原府名门望族,汉族的Kung家结下了深厚友谊。

  Kung,译成汉语是“孔”还是“康”?沈迦遍查清朝职官年表,那一时期的山西,没有这两姓的高官存在。

  苏慧廉之女谢福芸(汉名)在《名门》中记述,书中的LiChen是Kung大人的公子。据路熙的回忆录,“宰相翁同龢被罢免,他是我们的朋友LiChen的叔叔”。两条线索,让他将Kung与“翁”联在了一起,书中的Kung大人,也许就是那时正在太原为官的翁同龢侄孙翁斌孙。

  沈迦四处打听,找到翁斌孙的孙子翁万戈,经他辨认,谢福芸书中存照正是他及他的兄弟们。由此打开一段悠长历史:翁斌孙先生与苏慧廉交友,并收谢福芸为义女,他的幼子翁之憙也入了教会学校。翁家与苏家后成世交,1925年翁之憙曾赴欧洲考察,曾两赴牛津拜访苏慧廉夫妇。翁家人至今仍称谢福芸为“苏小姐”。

  苏慧廉经历中国最动荡的时期,他的历程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在寻找过程中,沈迦发现他的人生轨迹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一群重要人物的命运。他是理雅各(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西方人)的学生,李提摩太(英国传教士,1870年来到中国,最初在山东、东北一带传教)的追随者,费正清的导师,胡适的朋友,陈寅恪在牛津大学的前任——因苏慧廉去世,陈寅恪赴牛津接班汉学教授一职(因眼疾,未正式出任)。

  忘掉的不是他一个人

  为什么要复原苏慧廉的生平与志业?沈迦说,这种寻找,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是有意义的。他说,晚清至民国,西来的传教士成千上万,对各地的现代文明传播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因种种原因,他们几乎都如苏慧廉般被淹没了。他期望,有更多的人能去寻找各地的“苏慧廉”。

  在寻找的过程中,沈迦也产生了其他思考。

  苏慧廉1861年出生,那年清咸丰皇帝去世,晚清中国进入同治时代,洋务运动随之兴起。1882年苏慧廉抵达上海时,中国GDP已跃居亚洲第一。1898年苏慧廉去北方度假,不经意间亲历了“百日维新”(即戊戌变法)。他离开北京的那个早晨,火车莫名延误,后来才知道是满城搜捕康有为。

  苏慧廉在中国生活了30年,离开中国是1911年的夏天,随后就发生了辛亥革命。

  苏慧廉经历的晚清这段历史,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30年间,政治与经济交织往返,缠缠绵绵,而历史只能以一种混沌的姿态向前寸进。于是我就想试着借苏慧廉的酒杯,倒下中国一个世纪的歌哭”。

  令沈迦思索的另一个问题是,苏慧廉这个人在他的那个时代为中国做了那么多好事,为什么中国反会把他忘记。“其实我们忘掉的不是他一个人,我寻找他其实只是找一个标本”。

  《寻找·苏慧廉》2012年末先在台湾出版,书名叫《日光之下:苏慧廉和他的时代》。取意于《旧约·传道书》中的一句:“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大陆版,虽书名有改动,但这句话还写在扉页,“我的感慨也系于此吧”。

  记者翟晓林

  读+:当时中国官方对传教士的政策,以及民间观念是什么样的?

  沈迦:自1860年《北京条约》(续增条款)签订后,清廷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全境传教。但民间主流,对传教士还是抵制的。要不当时不会有那么多的教案发生。

  晚清有个很有趣但也很悲哀的现象,即百姓怕官员,官员怕洋人,洋人又被百姓追杀。

  读+:甲午战争前后,北京书铺竟找不到一张世界地图。对封闭的中国,传教士的到来意味着什么?

  沈迦:其实,基督教的传教运动是第一个全球化运动。全球化运动,会将发达地区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传布到相对落后的地区。西来的传教士是全球化的开路先锋。

  传教士到中国,唐朝、元朝那两次“基督教入华”暂时不说,明末清初是第三次,晚清是第四次。后两次规模大,影响巨,带来了西方文明,包括西医、现代教育、现代出版,也包括民主、自由等理念,这是不容质疑的。

  读+:为什么本来是传播福音的传教士,最后都变成了医疗与教育的传播者?

  沈迦:晚清的中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怎么会信一个外国人的上帝。在这种状况下,不少传教士就开始曲线传教。基本上是这么几个方式:办医院、办学堂、办报纸。

  从晚清开始,传教士在中国建造了很多医院。那时中国只有中医,传教士们带来的是西医。“中医”这个名词,是因为来了西医才如此定名的。中国那时常发瘟疫,疟疾更是常见,西医可能给你吃一粒药就解决问题了。西医还能做手术,那个时候中国人哪看过拿把刀在肚子里开个洞,他就觉得极其神奇。同时这些医生,对穷人很怜悯,有的甚至不收费,用这样的方式吸引了很多人到他的医院里来。

  晚清到民国,西式医院在中国蓬勃发展,传教士可称首功。也可以这么说,中国的现代医疗制度,也就是今天我们已习以为常的医疗体系,最初是传教士带进来的。

  读+:办学的目的,最初是为了招徕信众,苏慧廉为什么要把教育机构化?

  沈迦:办学是传教的副产品,但随着办学的深入,这副产品之于主产品的效果显现,传教士(当然不是全部)觉得教育有必要办好办大。晚清中国沿海城市有很多教会学校,大学也很多,如后来颇具声名的燕京、金陵、圣约翰、东吴等大学。

  读+:苏慧廉所办艺文学堂的结局,以“遭到温州人民的唾弃”停办而告终。这一结局,让你有什么感慨?

  沈迦:民族主义高涨的时候,流行这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认为外国人办的学校也是要毒害中国人的。那时的说法是中国要收回教育权。从1922年“非基运动”开始,一直到1951年,所有外资办学机构悉数被清理。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教育领域开始吸引外资合作办学,近几年外国大学在中国设分校也成为可能。日光之下无新事,不需感慨。

  访谈

  在中国办教育和医疗

  记者翟晓林

  《寻找苏慧廉》书摘

  苏慧廉记下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中国男孩在教会学校接受人种知识的测试,老师问他:

  “黑人是什么肤色?孩子。”考官问。

  “黑色,先生。”

  “不错,那美国印第安人是什么肤色?”

  “紫铜色,先生。”

  “对极了,英国人呢?”

  “白色,先生。”

  “现在问你,中国人是什么肤色?孩子。”

  “人的颜色,先生。”孩子骄傲地回答。

  中国人眼中白人的肤色,可用的比喻是“白得像死人一样”。很不幸,苏慧廉就是这样的肤色。

  人群中只有一个半怯半羞的白脸青年,因为这些人的习俗、心智、风气、道德素养与这青年大相径庭,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这个人要来到这里,肯定没安好心吧?来教育他们吗?这个“死人白”青年要来教化他们这些孔圣人的后代?那真可笑之至!

  另一个打击我们英国人优越感的是我们美妙的字母印刷体被中国人说成苍蝇脚沾了墨水爬出来的痕迹。

  读+:苏慧廉曾受聘为“华中联合大学”的校长,这所学校最终没有办成,他最终与武汉擦肩而过。错过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苏慧廉为什么热心于在中国办这样一所西方文化传统的大学?

  沈迦:错过的根本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英美都卷入,世界秩序大乱。

  要办这样一所大学是西方教会的想法,他们要摈弃宗派的门户之见,联合各教派,在中国办一所超一流的联合大学。当时苏慧廉正要从山西大学堂校长一职上退下来,当然也是因为他在教育界所具有的威望,华中联合大学聘请他来做校长,也开始履任了。西方大学,校长的首要工作是筹款,苏慧廉在那几年也筹到了很多钱,新校也已选址武汉,但战争先期来到。

  读+:他与武汉还有什么缘分?

  沈迦:苏慧廉1926年重返中国时,到过武汉。当时走访了博学书院、博文书院及文华书院,这是当时武汉地区三大教会学校。在文华书院,他还特别参观“文华公书林”。1910年由美国圣公会传教士韦棣华女士创办的这所图书馆,是近代中国第一座公共图书馆。

  1924年,文华书院、博文书院大学部、博学书院大学部联合组成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校址在文华书院内。华中大学就是今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站在华中大学的校园里,苏慧廉也许会想起民国初年自己筹建华中联合大学的那段经历,如果不是欧战,武汉地区的教育历史将与他紧密相连。

  读+:书中提到了“庚款”,英国庚款的退回为什么如此牵动着教育界的神经?苏慧廉在退款问题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沈迦:英国退回庚款,是在美国退款之后。美国退回的庚款,基本用于教育。清华大学就是用这笔庚款建的,当时叫留美预备学堂,为即将赴美留学的中国人做预备。到辛亥前,有三批计180名学生成功赴美,其中有梅贻琦、胡适、赵元任、竺可桢等。

  英国有意退款,约在1922年前后,当时中国国贫民弱,教育经费捉襟见肘,更因已有美国先例,所以教育界人士希望英国这笔退款也能用于教育。

  苏慧廉当时是英国的“中国通”,英国最后通过的退还方案中,可看到他曾建议的影子。后来又受英国政府委派,参加咨询委员会,并于1926年亲往中国,协同中方委员(胡适、丁文江等)处理此事。英国庚款1100万英镑退回中国,苏慧廉功不可没。

  读+:苏慧廉对中国教育的贡献该如何总结?

  沈迦:苏慧廉在温州创立的艺文学堂,直到1929年停办前都是浙南最好的学堂。创办的艺文小学,到1906年他离开温州时,已是全国最大的小学之一。他离开温州,去山西大学堂做西斋总教习。山西大学堂创立于1901年,到民国时成为亚洲最好的大学。不论是温州艺文小学,还是在山西大学堂,他作为教育家,都是功莫大焉。他的教育实践及教育理念,在今天看来仍是掷地有声的。

  战争让苏慧廉错过武汉

  简介:

  沈迦,1969年出生于温州。杭州大学新闻系毕业,浙江大学文学硕士。曾任《温州日报》记者、编辑,现居加拿大。出版有《文化人换笔》、《温州话》、《普通人——甲乙堂收藏札记》、《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等多本专著。近年致力于温州基督教史及苏慧廉研究,历经数年,走访太原、北京、香港、澳门、牛津、剑桥及英伦半岛等苏慧廉生活过的地方,在世界各地打捞被中国有意无意遗忘的历史。

  沈迦照片由本人提供

  历史就是这样

  英国传教士苏慧廉1881年来中国,在中国呆了30年,做了不少好事。但这个人被中国的历史书写遗忘了。这大概是为什么沈迦遍寻温州,只发现300字的简介,“连简历都拼凑不全”。晚清到民国,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成千上万,沈迦说,很多都如苏慧廉般被淹没了。

  沈迦寻找苏慧廉,复原他在中国的故事,这事儿很不简单。不过,苏慧廉们被历史遗忘,我认为,倒不必有太多唏嘘和感慨。这不是中国人薄情寡义,而是因为,历史书写本就是这样。

  从世界历史的视野来看,先期进入和发展近代文明的西方人,在世界其他地方干的事情,其实差不多。他们一手拿着十字架,一手端着枪炮,去到亚洲、非洲等近代文明后发地区,在那里掠夺走了财富、资源,也留下了医院、学校、图书馆等近现代事业。

  这里面当然有文明和文化的传播,这里面,也有血腥与残忍。

  在西方人的角度,这段历史想必是为落后民族带去先进的文明,撒播上帝的爱,让落后地区开化起来,有信仰,不再是“野蛮的异教徒”。

  而在当时的后发地区比如中国看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了中国,他们想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奴役中国人,那段历史是中国人民反帝反殖民的斗争史,是争取国族独立的革命史。

  个人的历史书写,尚且有历史观念为前提,国族的历史书写就更不必说。按上述后发地区的视角,西方传教士哪怕是做过好事的,其人其事被遗忘和淹没,不仅可以理解,而且几乎是必然。

  晚清时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一段痛史,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晚清来华的传教士被大量遗忘,而在明代以及清初来华的传教士反而名声不小,得到更客观的评价。

  之所以说苏慧廉们被遗忘,不必有太多唏嘘和感慨,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有一天我们以更平和自信的心态去看那段历史,包括苏慧廉在内的很多人与事,都会被重新想起、复原和评价。

  文/刘敏

 

 

责编: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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