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巢》导演季丹:被救助者的感情没人发现

2013-11-08 08:28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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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救助者的感情没人发现 我就是想拍给他们看

 

  纪录片《危巢》海报。星宇放映供图

  长江商报消息纪录片《危巢》导演季丹的“底层”观

  每月第一个星期六中午12:00,坚持在湖北剧院1楼免费播放独立纪录片的“星宇放映”计划在11月2日结束了今年倒数第二场放映。

  季丹导演带来的《危巢》,讲述了一户住在北京南郊大兴区某个垃圾大坑边的拾荒人家波澜起伏的一年,这样的题材无疑让人感到压抑,但在2个小时的放映中,观众们发出的笑声远远多过叹息,生活不易但快乐却如此简单,当这一家人站在门口列队唱歌时,我们甚至羡慕起他们的快乐。

  片中的双胞胎姐姐为供弟弟上学,倾尽所有:她和妹妹一起退学、打小时工、帮弟弟复习、在考上后又想方设法筹学费。同时她们还要担负大部分家务,并不时被酗酒的父亲训斥,而母亲的性格软弱,在弟弟读书这件事上,她们要和一群成年人斗智斗勇。她们的抗争令人动容,而她们面临的层层阻碍与困难,又令人愤怒——在几乎寸草不生的贫瘠土地上培育一棵未来的大树,其过程将耗费一家人的心力与时间,树即长成,它的根茎间也往往流淌着沉默的隐痛。

  季丹导演在之前的某次采访中曾说:“我在这个片子里是有义愤的,不知道别人能否看出来,我对这个社会的不公有一种义愤。不光是他们,每个穷苦家庭的孩子都面临这样的问题,那些救助者根本就帮助不了他们,仅仅给他们钱,变成一种利用关系,反而腐蚀了他们的心灵,让他们觉得从所有来帮助他们的人那里诈一笔钱就好了。片中那三个孩子特别反感从别人那里拿钱,但又不得不拿,他们不拿父母就要吵闹打架。被救助者的感情没有人发现,都是扔笔钱就走了。我就是想拍给他门看,让他们震惊。”

  当我们的大众媒体仍停留在将捐款资助视为一种需要用摄像机放大的行为时,对那些受助者的心灵而言,也许是再一次伤害,将“自强不息”或“逆境拼搏”视为某种感动,并以闪光灯和镜头对准资助者和受助者时,请看看到底是谁的脸上堆满了笑,而谁的脸正愁云满面。

  ■本报记者刘雯

  父亲不酗酒的时候

  一家人就会非常温暖快乐

  锐读:您是如何接触到这样一家人的?

  季丹:2004年时,我为NHK拍了一部关于北京行知学校的纪录片,当时黄校长给我介绍了这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孩子,他们的父亲是残疾人,靠捡垃圾维生。当时的关注点主要有3个:一、孩子中的大姐在几年之后突然失踪。二、两个姐姐一心要送弟弟去黄冈高中。三、他们的住所即将在来年春季被拆迁。由此我又开始关注这家人,在2009年—2010年跟拍了一年。

  锐读:我觉得这个家庭中两代人的性格很相似,都有很强势的一面,我甚至在看到最后时听到旁边一位女生说:这爸爸是要当皇帝吗?您觉得他们的性格是本性如此还是生活环境导致的?

  季丹:是的,就是父亲想当皇帝。这在全世界都有,不只是中国,也不只是这样的底层家庭中才有。这样的男性一般都是在外有很多抱负却无法实现,他们的性格其实是很软的,很富于感情,所以才在外面的世界中感到失意,片中的父亲又酗酒,酗酒之后就把家里的成员当做国民实施他的统治,会训话,然后家里的孩子会把父亲这样称之为“念经”,我现在在广西拍片子又遇到这样的家庭,都很相似。

  锐读:我看到片中其实有不少快乐、正面的镜头,会有令人发笑的地方,这是您为了调节片中压抑的气氛所以特别剪进去的,还是他们家就是这样喜怒哀乐相交杂的?

  季丹:他们家就是这样的,包括吵架其实都不是说我要多吃一个馒头,所以你要少吃一个,而是我要把两个馒头都给你,而你偏不要,都是为了对方牺牲自己。这一家人之间非常相爱,而且特别团结,越是穷人家的孩子越是如此。其实他们全家待在一起时,只要父亲别乱闹,就会非常温暖快乐。可是纪录片承载的东西和时间都有限,没法把这些全部放进去。

  锐读:您开始拍片子时是已经有主题在脑子里了,还是在拍摄时找到的?

  季丹:我是为了这几个孩子去拍的,我想要去关注他们是怎么长大的。在他们上小学时,几个孩子都特别干净,可爱,也非常快乐。可是一旦到了中学就很难了,各方面条件都对他们不利,直面生活让他们变得复杂甚至扭曲。特别是后来他们家大姐失踪,孩子和大人都要背负,两个姐姐又坚持把弟弟送到黄冈中学,以后考好大学,他们认为只有上了好大学才不会被人欺负。

  “媒体总是将他们装扮成

  需要我们俯身帮助的对象”

  锐读:他们是否知道您拍摄的目的是要做一部纪录片?他们是否介意自己的生活被他人观看?

  季丹:他们没有“纪录片”这个概念,而且也不关心这个。当然他们担心自己的生活被别人看到,特别是被同学老师或者熟人,所以我的片子没有公映过,只是小范围放映。

  锐读:“危巢”中的“危”字怎么理解?

  季丹:在拍片过程中,我逐渐被他们家庭内部的关系所吸引:孩子要代替父母承担责任,甚至要和父母斗智斗勇,这种不安的状态,都体现在“危”上,这也是很多打工家庭都存在的问题。

  锐读:这部片子拍出来之后是否对他们的实际生活有所影响和帮助?

  季丹:在中国我们总在不知不觉地从电视中接受各种信息,因此我们常常以为只要上了电视,自己的问题就能解决了。一开始我也认为是这样,后来发现我真的帮不上什么忙,我仅仅能在经济上给予他们一点小小的帮助,或以朋友的身份告诉他们一些常识,比如在外怎么不被人骗之类的,但是说到本质上,仍然只有依赖社会制度的改变和发展。

  很多东西不是用钱就能解决和改变的。现在弟弟已在黄冈上高二,姐姐在外打工,经济问题已基本解决,但仍有很多内部问题存在。大众媒体总是将他们装扮成似乎需要我们俯身去帮助的对象,但其实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真正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时

  你总能活下去”

  锐读:在您眼中纪录片是怎么定义的?

  季丹:说纪录片和故事片的区别,不如说是集体创作和个人创作,大机器和小机器的区别。首先它们都是影像,不是拿来吃的面包。现在很多导演也在探索纪录片的新方式,我也对此很感兴趣,我的下部片子就不会这么规矩。

  锐读:做纪录片是否能保证您的生活?

  季丹:其实我觉得讨论“怎么活”是因为你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如果你真的知道,你总能活下去。我从未干过稳定的工作,没有单位,没有领导,但我活下来啦,而且活得还不错。每当我正在发愁快没钱了的时候,就会突然得到一个机会或者一笔收入。如果你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你敢跟人家打电话,告诉别人你的想法,你就有机会了。

  导演简介

  季丹,纪录电影作者。1994年开始独立纪录电影拍摄。现居于云南。

  作者阐述

  我还从没有像拍摄这部影片时那样,被卷入其中,不由自主。姐弟三人好像身披着重重罗网,在激流中拼死逆流而上的姿态征服了我。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和他们分享了一段珍贵的生命经验。本来,心里面隐约的,是蹲下身对待孩子那样,放柔和些,带着怜悯去的。有点像那些到打工子弟学校捐助的“好心人”,多少以为自己的善行,会让周围的世界有序和方便起来。可是,我被孩子们带往未知之处,离开了自己经心营造的安全范围。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只在新闻中好奇观望和抽象愤怒的“底层”:矿难的地底下,屋顶的火焰中……

  其实所谓“底层”,比我原来想象的广大深邃,它也并不在脚底下的黑漆之处,而就在身旁左近和自己内部。它是社会和人性中废墟的部分,自天而降的同情和善行并不是它真正的天使。废墟自身有它足够的重生能量。

 

 

 

责编:杨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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