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城拆除围墙:从条块分割到城市有机体

2013-11-21 08:53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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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海德堡大学:因为这所大学,海德堡在二战时期躲过盟军的轰炸

  王红扬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胥青山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记者肖畅肖纯

  ◎采访嘉宾

(长江日报)某种程度上,大学是城市的产物,与城市更是命运共同体。

  城市出现以前,人类早期的知识传授是门徒制,春秋时代孔子有72门徒,希腊时代有柏拉图学园,都是老师走到哪里,“学校”就在哪里,没有真正的“据点”。现代意义的大学缘起于13世纪,被誉为“大学之母”的巴黎大学,出现于学术行会与教会阶层分庭抗礼的时代,“城市”的概念与“大学”的概念几乎同时开端。

  中国现代意义的第一所大学是北京大学,蔡元培主阵开启了现代北大的历史。北大精神汇流于新文化与五四运动,走上街头的北大青年与北京这座城市,同命运共呼吸,某种意义上,北大奠定了当时北京的文化中心、历史中心地位。近代武汉,以张之洞督鄂为起点,工业崛起,商业兴盛,教育上,则开始了从旧学向新知的转变,自强学堂的设立,揭开了近代武汉教育的序幕,今天的武汉大学,更已经成为武汉城市名片之一。

  今天,我们判断一个城市的综合实力,指标之一就是看其有没有好的大学。实现大学与城市的深度融合,便是建设“大学之城”值得深入探讨的理论课题。

  大学与大城相伴是历史趋势

  从大学发展的历史看,大学建立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

  在欧洲国家,除了德国图宾根、英国剑桥和牛津等少数大学外,知名大学多位于大城市。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巴黎大学(索邦大学)出现于13世纪的巴黎,当时的巴黎已是西欧文化中心,各地学者聚集于此,学术空前繁荣,而学术行会的联合催生了大学制度,“巴黎大学”由此出现。

  教育研究者郑海霞在《美国大学与城市关系的形成特点及相关思考》提到,美国早期大学却是“反城市化”的。早期美国大学选择,强调“知识和学术堡垒”的意义,有意远离城市和中心繁华区域。甚至,一些大学所在区域日渐繁华,便有大学主动搬迁远离喧嚣,譬如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但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一方面城市发展对科研技术、知识人才有了更多需求,另一方面大学科研发展越来越依赖政府、企业的资助,美国大学与城市的关系也日趋紧密。

  我国大学多集中于大城市,学校知名度和城市实力、行政级别往往对应,如清华北大之于北京,复旦交大之于上海,等等。在常人印象中,好的大学,就在好的城市。

  熊丙奇认为,我国大学的办学资源来源十分单一,主要靠政府拨款和学生学费,而大学在发达地区、大城市可以获得更多办学资源。学校在中小城市,一方面吸引不了生源,另一方面当地政府对学校的投入也不多,学生缺少实习机会。

  胥青山则认为,相比于国外,我国比较特殊的一点在于,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属于舶来品。由于“大学”在我国不是土生土长,也不是自然而然,所以在仿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选择了一些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城市。而建造一所大学,投入是相当巨大的,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也只有少数大城市能够支撑这样的工程。这样的情况在北京、上海最为典型,武汉、南京次之。在我国大城市中,广州的大学分布可以视为自身发展的代表,并无太多政策因素的导向。

  在王红扬看来,“大城”是一个社会最优区位、生态、经济、社会、文化、政治集聚的结果,所以最好的大学与大城相伴、相配而行是一种常态。当然,既然有常态,也意味着还有特殊形态,如由于某种单方面因素在短时期内爆发式扩张形成的“大城”,就很难具备足以支撑好大学的人才与文化积淀。

  开放社会就是围墙越来越少

  城市空间:从条块分割到有机体

  大学经常被称为“围墙里的社会”。建筑学上,“围墙”是用来围合、分割或保护某一特定区域的。

  古代城市有城墙,既起着军事防御作用,也标注着一个城市的地理疆界。大到围合一个国家的长城,更成为国界的象征。

  在早期的中国城市中,围墙的大量存在,对应着城市的条块分割式管理,里、坊、弄、市等等依次排布,组成了城市的功能结构。如唐代的长安,小到居民区,大到宫苑,无不以围墙分隔,界限井然,层次分明,等级结构清晰,整个城市像是一张网格。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美学副教授袁忠在《围城与围墙》一文中就如是说:“从各类建筑的单体类型来看,无论是宫殿、衙署,还是民居、庙宇,都离不开起围合作用的围墙的存在。由于不同程度地受到墙的影响,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传统建筑的基本单元就是‘墙’。”

  中世纪晚期的西方,枪炮的发明,毁灭了城墙的防御功能,象征着城市进入无城墙时代。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一次次的文明冲击下,社会纽带开始重组,传统血缘、地缘关系让位于分工协作关系。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里说,现代分工改变了社会组织模式,如果说传统社会是一“大环套小环”的圈层结构,那么现代社会就是一有机体结构,分工协作随时创造着新工种、新职业、新业态,以及新的人际交往模式。

  新的社会组织方式下,人员、资源流动不局限于特定时空,传统区域分割式的城市空间格局被打破,各种“围墙”越来越显得碍眼,日渐成为封闭、割裂的代名词。某种意义上,所谓开放社会,当指围墙越来越少的社会。

  大学空间:土围子、连锁店还是文化中枢

  历史总是螺旋式上升,某种程度上,我们如今还是经常面对着围墙。

  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大学有围墙,科研院所有围墙,机关大院有围墙。以大学来说,我们的大学有行政等级,有自给自足的管理体系,当然,还有一套门卫保安制度,实际上,围墙成了必备品。又譬如教育部属重点高校,围墙内外,不仅是大学和外界的隔阂,也是高校与“地方”的界标。

  打破大学围墙一直是社会呼声。1993年,北京大学推倒了南门外一段约600米的围墙,并在此基础上建设了25000平方米的商业街。据说,这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内地大学最早尝试的“破墙”。不过,8年之后,北大又宣布重树南墙。

  人们很容易以美国大学没有围墙作为对比。事实上,有没有围墙也对应着一种大学的空间形态。以美国纽约大学为例,它的教学楼散布在城市各处,大学本身没有明确的疆界。这种大学更像是连锁店,只要在纽约市见到印有火炬图案的紫色旗帜,就是找到了“纽约大学”——或者换一种表述,纽约就是一所大学。

  再看牛津的例子。1167年,寄读于巴黎大学的英国学者因为英法政治冲突,被迫从巴黎大学赶回英国,聚集于牛津,从事经院哲学的教学与研究。由此,牛津镇从一个学术中心地带,慢慢演化为学者、学院联盟,直至建制化,成为今天的牛津大学。可以说,牛津大学甚至找不到明确的建校时间,而牛津大学的校史,几乎是牛津镇的城镇史。这是真正的深度融合,城镇集聚了人才、知识与文化,大学于是孕育其中,日后慢慢发展壮大。很难想象,这种大学最后会围墙高起。

  在王红扬看来,大学如果在知识服务、技术应用、转化等方面与城市紧密关联,自然也会与城市形成更加紧密的知识和命运共同体。所以,就更普遍的经验看,大学“开门”并不影响大学仍然有自己的私密、安静、独立,并且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特征。

  大学“进城”:与城市互相回报

  生产力:学术资本主义

  根据一项经济学研究,对大学科研的投资所能获得的回报是其他投资的7倍,因此世界上很多城市中的企业都转移到大学的周围。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这说明大学科研有足够的市场回报力。

  《学术资本主义》一书中谈到,后工业化时代,那些可能直接贡献于技术创新、经济竞争的科研项目,将优先获得资源分配。

  胥青山认为,这种“学术资本主义”,在国内被更多称为“产学研一体化”。该现象以斯坦福大学与硅谷为代表。需要强调的是,产学研一体化需要一个过程,无法一蹴而就。在北京,北大、清华和中科院诸研究所周边形成的中关村走的正是这个路子,中关村的形成也历经了数十年的时间。其实光谷同样走在这条路上,只是还需要一个过程。

  当然,自然而然的出现不意味着可以忽略政策上的引导。胥青山说,比如美国就有硅谷银行向科技型企业提供贷款,解决了创业急需的资金要求。在我国需要继续完善孵化器基地的建设。另外,高校内部鼓励和政府外部引导同样重要,“产学研一体化”需要两者共同驱动。大学管理者应该鼓励教学、科研、开发、公司经营管理的“多栖教授”。

  影响力:知识水平得严谨而有深度

  大学对于所在地区的发展,是不是仅仅体现在科研、知识的要素回报上?王红扬说,大学对城市最直接的影响方面是,大学的人口及其附带的流动人口的生活与消费,是最基本的直接影响;大学培养的人才,是城市较高素质劳动力的重要补给渠道;大学的知识,可以从很多方面对城市经济带来直接助益。

  体现在更活跃的方面,王红扬认为,一是如果大学的学科与城市的经济本身就有很多直接共通处,那么这种影响属于比较直接的影响;二是如果大学同时是一个活跃的企业家孵化器,大学可以有相当一批教授、学生,同时也成为事务所的合伙人,那么对城市经济的直接促进作用就更大。做到这个方面,一是本质上要求大学的知识水平是真正严谨而有深度的,唯如此才可能达到应用并在市场上经得起检验;二是社会与大学都需要改变两个观念——“营商”既不可耻,也不必然与研究相冲突,事实上我们总是面临平衡、整合多方面需求的难题,而且这么多方面相互间既有冲突也有相得益彰,所以关键在于能否协调好。

  服务力:资源开放共享

  在2005年的“城市与大学”论坛上,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韩正发言说:“一个城市的实力强弱,一看硬实力,二看软实力,而大学是这两种力量的发源地,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并称“过去十几年来,上海与复旦像在度‘蜜月’,而且日后也将越度越‘蜜’。”

  大学如何服务城市的软实力,如何越度越蜜?在决策层面,大学可以承担地方发展有关的课题;市场层面,科研项目可以与企业合作。但在民间层面,文化层面,大学与所在城市的关系,往往并不亲密。

  现在国内有不少大学的一个尝试是:资源开放,实现大学资源服务社区、服务城市的功能。

  北京大学的尝试给人以启发。据报道,北京大学校企北大资源集团,曾尝试打造“新文化社区”,形式包括北大资源大讲堂、书院、校友会会馆、艺术馆、剧场、教室、医疗怡健殿健康管理中心等。通过这种尝试,北大的文化资源辐射周边社区。

  复旦大学的管院新院区则定位为“大学的城市,城市的大学”,立志“在这个没有围墙的大学里,大学的学生、周边的居民都可以感受到百年复旦人文气氛的熏陶,能够享受到完整的基础配套设施所带来的美好生活”。

  熊丙奇则从大学机制的角度说:国内大学目前缺的是决策机制。如果大学有这样的决策机制,包括教育资源辐射问题,都可以通过制度加以落实。比如,香港大学的继续研修学院,既为市民提供了继续教育机会,同时又为学校获得10亿港元以上的办学资金。而在内地,这种继续教育经常受到社会质疑,因为没有这方面的决策机制,如何保障继续教育的质量,保证财务管理公开、透明,保证收入用于教育等等,都成了问题。

  融合力:大学与城市共赢共生

  熊丙奇认为,大学与城市“融合”,最直接的方式是投资,其次是项目。政府给予大学投资,或者为大学设立人才培养、科研合作项目,双方会走得更近。但这是功利的关系。从健康的大学与城市的关系看,大学应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创造和传承基地,大学要有主动融入城市文明建设的过程,而政府要为大学的这种办学创造条件,给予空间。比如,采取政策,鼓励大学向社区开放教育资源,引导大学教授参与城市文明建设。

  从行政隶属和行政级别的角度来说,大部分高校往往与所在城市没有直接的管理关系,那么地方政府对高校投入与扶持的积极性如何体现?王红扬说,严格来讲不叫扶持,这应是致力于共赢的投入,即一定是互惠互利的,并不需要地方政府作出额外的“牺牲”,可以用这种思路来思考投入的合理性(包括需要较长期才能看到效益的投入)。投入的形式,直接的资金投入只是一种,还可以是空间、规划、设施的倾斜等。但更重要的,也是所有物质投入背后的支撑,其实是并不需要花多少钱的人文方面的“重视”,这方面甚至并不一定是投入,而是索求。比如城市对大学在知识、智慧方面诚心诚意的尊重甚至是依靠,城市的发展大计、市民的各种教育、城市的文化发展、城市的历史与人文积淀的展示(如把大学、大学的部分内容组合进城市人文景点体系)等,这些都可以让大学充分广泛参与。大学是人文之所,人文相通,才是对大学最大的尊重与厚爱,也是对大学最好的激励与促进。

  王红扬说,城市对大学加大投入的意义,首先包括美誉度、较高素质人才与知识的回报,最终高校一般也会在所在地拥有强有力的校友网络。进一步来说,如果高校能够对所在地产生更加直接、深刻的经济、社会、文化等贡献,无疑地方政府投入、扶持的积极性会更高。这就对高校是否具备这种功能提出了较高要求。

 

 

 

责编:杨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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