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调查》后 春桃现身说法中国教育

2013-12-20 08:29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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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下北上求学记》。本版图片均由出版社提供

  《中国农民调查》之后,陈桂棣、春桃现身说法中国教育

(长江商报)小明原是一个聪慧好学的孩子,为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作家夫妻为他三迁其家,三次转学,转入了市重点小学;“王牌学校”也是徒有其名,校长腐败堕落,老师打骂学生,学生不堪重负,小明最后成了厌学的孩子;为让小明走出噩梦,他们又远赴天津购买“蓝印户口”,殊不知想当“蓝印学生”也是望梅止渴。

  这是作家陈桂棣、春桃向我们讲述的,他们亲身经历又刻骨铭心的孩子上学的那些故事。看过《中国农民调查》的读者,可能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们还会写一本《南下北上求学记》。这本最新纪实力作近日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一改宏大叙事的风格,从个案出发,翔实记录了儿子小明上小学时的日常遭际,也记下了自己的困惑、愤怒、悔恨、无奈,写出了中国教育之痛。

  “我们相信,读者是可以从这些看似‘一地鸡毛’的日常生活中,破译出中国教育乃至中国社会的一段‘秘史’。”陈桂棣、春桃夫妇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他们在痛定思痛后如此反思:当我们对“应试教育”已经绝望的时候,只有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见识,为孩子寻找成长的出路。

  本报记者卢欢

  ■记者手记

  小明的求学经历是我国教育体制的缩影

  现在书市上充斥着家长写如何培养子女考上“哈佛”、“北大”,“秀”他们如何走向成功的畅销书,陈桂棣、春桃认为这些书迎合了广大家长“望子成龙”或“望女成凤”的愿望,确实能给部分家长们一些启迪。不过,倘若深究,在那些成功的孩子的背后,总会有着绝大多数孩子无法企及的成功条件,比如妈妈甘愿牺牲自己,充当全职妈妈;比如有钱人家里的孩子,能够去上“贵族学校”;比如有的孩子天生就爱读书,就像我们书上写到的那些老师重视的“5%的尖子生”……他们的成功之路未必是可以“复制”的。而绝大多数孩子是处于中间状态,如果我们只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不正视学校教育对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巨大影响,显然是很不客观的。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果不是应试教育的压力下移,造成学生负担过重,毁掉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果老师多一点爱心,多一点责任心,能够伸出手去拉一把那些中间状态的孩子,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孩子厌学。前不久,我们采访了北京特需少年帮助中心的创办人李圣珍,据她介绍,一亿八千万中国中小学生之中,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完成学业或完成学业困难的严重厌学的孩子就占10%—20%,人数在1800万至3600万。对于这些身体健康却有心灵伤痛、心灵贫困的孩子,难道不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吗?”

  《南下北上求学记》讲述的就是一个好学的孩子为什么变成了厌学的学生,正如中国教育战略研究会副会长袁振国读书后深深感到的那样:“书中主人公小明的求学经历是我国教育体制现状的一个缩影。”陈桂棣、春桃说,尽管写这样的作品是痛苦的,但我们相信这样真实地披露今天教育体制对孩子们的伤害,才会更有说服力和感召力,让大家同我们一道来反思中国教育应不应该改革,又如何改革。

  这部书的尾声写到他们带着小明离开萍乡,以后会去天津当一名“蓝印”考生。后面的故事是,他们带他来到北京,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只能选择民办学校读书,眼看就初中毕业了,却不能在北京参加中考,因为初中没在天津读,去天津参加中考也很困难。“这种教育的不公平与教育的歧视使我们感到很无奈。所以,《南下北上求学记》并没有结束,如有可能,我们将会补写这一部分。”

  父母绝对不能用成年人的那一套去想孩子,去要求孩子,否则,你就无法走进孩子的内心。你要想了解自己的孩子,了解他的需求,首先必须学会矮化自己,把自己降为孩子的那个年龄,成为他的朋友,你才会懂得,你的孩子内心真实的想法,能给予他们切合实际的帮助。

  ■访谈

  放弃“宏大叙事”,从自己的孩子写起

  锐读:你们写过很多纪实性作品,比如《中国农民调查》《小岗村的故事》等,而这一次把笔锋转向自己的家庭,考察儿子的教育细节问题,这与之前的写作很不同?

  陈桂棣、春桃:中国教育出了问题,这是国人都清楚的一个事实,也是很多人关注的一个焦点。按照我们以前的写作习惯,本来也想来一次“宏大叙事”,为此,我们调查采访了不少地方,收集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大量材料,可是,最后还是放弃了这样一种写作。因为,我们采访过的一些家长不愿意把他们写进去,说如果我们写了他们,他们的孩子将无法继续在那个地方读书;一些敢讲真话的老师也不同意写他们,他们怕丢饭碗。被迫无奈,最后我们才不得不选取江西省萍乡市作为解剖的地方,解剖这座地级市在教育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将调查对象对准自己的儿子,以及他周围的一群孩子,调查儿子小学六年里读过的几所学校,尤其是那所问题最为严重的“王牌”学校。

  因为这次涉及的面比较小,却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即写起来更从容,解剖问题更深刻更一针见血。

  锐读:据说这本书是依据春桃的日记整理而成。当初为什么想到记下这些日记?而当它被公开出版时,是不是已经剔除了其中部分情绪化的东西?

  陈桂棣、春桃:需要告诉读者的是,春桃因为患不孕症多年,最后经一位老中医的诊治,37岁的时候才好不容易生下了儿子小明。中年得子,这让我们开始相信天有道,相信天道不仅酬勤,更酬善。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用了8年的时间在为弱势群体写作。现在,上苍给我们送来这么一份厚礼。为此,我们下了另一个决心,要为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九亿农民做一件善事,于是就有了《中国农民调查》。与此同时,自儿子降生的那一天起,春桃就开始为这个小生命撰写成长日记,并把它当作一项雷打不动的工作。当我们最后确定以儿子小明为主人公撰写这部书稿时,定了一条底线:不光要剔除一些情绪化的东西,而且还考虑到,所选取的故事也必须是能涵盖全国,有普遍意义。

  锐读:书中,学生与老师、学校与家庭、家教与父母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在放大镜下一一呈现。可以说,从这些问题中抓出的最大的罪魁祸首是“应试教育”么?

  陈桂棣、春桃:是的。这种“应试教育”是由“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所决定的。北大教授钱理群曾经用“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八个字来形容应试教育的坚固。他说应试已成为中国中学教育的全部目的和内容,不仅教育者校长、老师以此作为评价标准,而且也成为学生、家长的自觉要求,应试教育的巨网笼罩着中国的中学校园。其实,中国的小学不也如此么?又岂止是小学教育呢,不是还有一个“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么?“应试教育”的巨网已经撒向了学前教育,甚至,把“胎教”也宣传得神乎其神。这都是把教育当成了产业,当做“摇钱树”,是在把成人世界的竞争,转嫁到了孩子身上。须知,自由快乐的童年是一个人人生最宝贵的财富,而我们的孩子,连童年的那点乐趣也被剥夺。

  我们做得最满意的一件事,

  是把孩子的成人看得比成才重要

  锐读:是什么原因让小明当年从一个聪明、乐观的孩子变成一个厌学、闯祸的孩子?现在他长大了,自己怎么评价这段日子的成长?

  陈桂棣、春桃:小明之所以厌学,首先是老师没有职业道德,还因为没完没了的作业负担,至今不堪回首。小学一毕业我们就把他带到北京,他现在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了,比在萍乡读书时懂事多了,却仍然没有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不过,他现在就读的是一所民办学校,没有出现老师打骂学生侮辱学生的现象,这种反差使他明显感觉过去的老师太差劲,没有爱心没有责任心。回顾那段日子,小明说,他就像做了一场恶梦。

  锐读:当你们发现其实并不知道儿子每天都在想些什么的时候,首先反思的是自己对他的需求的忽视。很多父母都为此迷茫过,在如何才能走进孩子的内心这方面,你们有什么经验之谈?

  陈桂棣、春桃:家长大都以为孩子不懂事,于是,不光包办了他的衣食住行,还会替他作出各种自以为正确的决定。很多的决定并非孩子愿意接受,甚至是反感的,久而久之,孩子变得被动、逆反,家长的愿望不仅成了一厢情愿,还会产生很不好的后果。父母绝对不能用成年人的那一套去想孩子,去要求孩子,否则,你就无法走进孩子的内心。你要想了解自己的孩子,了解他的需求,首先必须学会矮化自己,把自己降为孩子的那个年龄,成为他的朋友,你才会懂得,你的孩子内心真实的想法,能给予他们切合实际的帮助。

  锐读:结合你们为儿子教育奔波的经历来看,换城市读书、转学、换班主任并不能改观现行教育体制带来的各种弊端。当初的各种折腾,在现在看来还有意义么?

  陈桂棣、春桃:可以说,不是当初的三次转学,不是从南下折腾到北上,就不可能会有今天这本书。当看到萍乡东门小学的学生负责过重,还以为是个案;将小明转到北门小学以后才知道这些“普通学校”的问题是一样的。于是便寄希望于重点学校,直到转入南门小学,竟发现“王牌学校”的资源那么丰富,问题更糟。为让小明离开南方这座城市,又远赴天津购买“蓝印户口”,不曾想,想当一个“蓝印”学生也并不容易。震惊之余,我们开始关注、审视中国整个教育状况,历时一年,终于有了这本现身说法的《中国教育调查》。

  锐读:回想起来,在儿子的教育过程中,你们做过的最后悔的一件事和最满意的一件事各是什么?

  陈桂棣、春桃:最后悔的一件事是没有征求儿子的意见,三次为他转学,使他每到一个新的学校,都有一段不应该有的适应期,给他造成了内心的不安定。最满意的一件事,是我们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把孩子的成人看得比成才重要,不再盯着他的考试成绩,而注重他获取知识的能力。

  锐读:我看到书中描述了小明追问铡死革命烈士的铡刀是什么这个细节时,也被小学课本里过早让孩子接受仇恨教育给“铡”痛了。猛批学生教材的大有人在,但书里涉及很少,能谈谈你们的主要观点么?

  陈桂棣、春桃:书中虽只写出小学课本里一个误人子弟的例子,却是有代表性的。一般来说,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才开始由形象思维向逻辑思维转变,初二则是从具象思维向抽象思维发展,到了高中才是学生辩证逻辑思维发展的重要时期。学生课本的设置,本应该按照孩子们心智的发育和阅历的不同情况选编而成,但中国中小学生的教材这方面是存在不少问题的。比如数学,不仅比国外的同年级教材高深了许多,而且进度过快,这让他们更多地靠死记硬背,而不是运用逻辑思维能力去解决问题,把数学教成了“术数”,丢失了数学的精髓与美感。再加上老师变着花样出难题、怪题,折磨学生,使相当多的学生有挫折感,患上了“数学恐惧症”。

  仅靠读书已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成了另一个“时代之痛”

  锐读:“假如孟母活在今天,她还能把家搬到哪儿去呢?孟子还会成为一代伟人吗?”你们在书中发出这个疑问时,内心是怎么想的?

  陈桂棣、春桃:答案是否定的,除非让孟子离开这个国家,否则,就只能学会适应,适应这种“应试教育”,像河北省衡水中学提出的口号那样:“为梦想浴血奋战”,“今日疯狂,明日辉煌”,把自己变成考试的机器。钱学森生前曾严肃地追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连杰出的人才尚且培养不了,何谈伟人?当我们对中国的“应试教育”绝望的时候,只有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见识,为孩子寻找成长的出路。小明喜欢画画,又有这方面的天赋,但他不愿去天津参加中考,我们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违背他的心愿,去为他设计未来,而会尊重他的选择,支持他去考美术学校。

  锐读:“在我们追寻大国、强国的今天,中国的教育首先就摧毁了大国公民应有的品格、气度和精神。”为什么这么说?评价教育优良与否是否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陈桂棣、春桃:以灌输为手段,以应试为中心,以扼杀青少年的独立思想和创造潜能为后果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学生即便考上了名牌大学,也不能说就会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北大教授钱理群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贪官污吏更可怕。应试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使人变得目光短浅,心胸狭窄。正如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言,好的教育是从爱中产生的;而比爱更重要的,是心灵的自由。

  锐读:书的末尾谈到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时说:“现在严峻的现实是,即便你考上了大学,即便考上的是一所重点大学,指望孩子仅靠读书已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是不是延伸到了另一个“时代之痛”的问题?

  陈桂棣、春桃:是的。2013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毕业生最多的一年,全国699万高校毕业生的签约率好像只有三成,绝大多数大学生毕业就意味着失业。但是,就在北京地区96个大学生角逐一个岗位,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为找一份工作跑得焦头烂额之时,河南叶县河道管理所一个小小的股级所长,却公权私用,将自己只有15岁还在读着初中的儿子纳入编制,捧起了“铁饭碗”,已经开始领工资并享受政府的津贴。由于中国当前面临的就业形势不仅有总量的压力,而且由于社会结构的固化,即便是人才上升的渠道变得极其狭窄,再加上无处不在的腐败问题,仅靠读书已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成了另一个“时代之痛”。

  作者简介

  陈桂棣,男,安徽省蚌埠市人,一级作家。至今已出版长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多部。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一等奖。代表作有《中国农民调查》、《小岗村的故事》、《淮河的警告》等。

  春桃,女,湖南省醴陵市人,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已出版各类文学作品六部,二百余万字。曾获《当代》文学奖、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一等奖。代表作有《中国农民调查》、《小岗村的故事》、《失忆的万佛湖》等。

 

 

责编:杨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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