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与他的时代》:将梁思成“拉下神坛”

2014-01-28 08:44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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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的政治经济学

  公安部大楼是威严和秩序的象征

  本报综合《时代周报》、《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等报道

(长江日报)最近,香港建筑师朱涛处于风口浪尖。他的《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一书,因将梁思成“拉下神坛”,引起很大争议。很多人知道梁思成,因为林徽因,也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梁思成参与了北京城的改造。

  在一些时期,建筑特别是公共建筑,从来不是简单的艺术或工程,而往往是意志的产物,意志的符号。

  “建筑的政治性为什么那么强?原因很简单,建筑需要太多的钱。从相当程度上来说,建筑项目的修建,直接反映出这个国家怎么调配资源。你把钱集中在少数地标性的建筑上,就忽略了另一系列基础设施。”朱涛说。

  我们不妨从61年前刚刚回国的梁思成说起,看看中国的公共建筑领域发生了什么,及其背后的影响建筑面貌的政治经济学线索。

  “通过建筑作品去教育群众”

  在政治的约束之下,建筑风格总是随政策而变动。

  上世纪50年代,政治、经济参仿苏联,建筑也不例外。如1952年开始建造的“苏联展览馆”(现更名为“北京展览馆”),采用俄罗斯民族的传统风格。中央大厅正面高悬苏联国徽,其上耸立着87米高的镏金塔,塔尖安装巨大的红色五角星。

  1953年,著名建筑师梁思成访苏归国。他认为,是否包含民族形式,是阶级立场问题。建筑,应以民族特性的形式与“充满了资产阶级意识的”美国式玻璃方匣子展开斗争——在斯大林倡导“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建筑方针之前,还从未有人察觉方正的平顶屋是帝国主义建筑的代表。

  “通过建筑作品去教育群众,帮助他们前进。”梁思成说。

  以中国宫殿和庙宇为基本范式的建筑在全国迅速铺开。铺设着琉璃瓦、以斗拱和飞檐形式示人的大屋顶,是“民族形式”中最普遍的一类,它看上去雄伟壮观,适于新政权表达正统感与民族自豪。

  1954年底,斯大林的建筑方针被新上台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否定。从1955年开始,曾与资产阶级意识进行斗争的“大屋顶”,也变成奢侈浪费的典型。

  当年的《人民日报》认为,建造者们正在拿封建时代的“宫殿”、“庙宇”、“牌坊”、“佛塔”当蓝本,制作各种虚夸的装饰。官方将其定义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倾向”——这是对“民族形式”建筑的定性。

  建筑的“革命”隐喻和象征

  3年之后,十项国庆工程全线启动,并在一年之内悉数完工。其中,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与英雄纪念碑,奠定了今日天安门广场乃至北京的气质与格局。

  大会堂选定的是一个西方古典廊柱式方案,面积超出原定的两倍还多。周恩来说,“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急社会主义之功”,要“大而有当”。天安门广场也要大。毛泽东认为,要庄严宏伟,要能容纳100万人集会,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广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在决定建筑审美之外,还造就了大批真正的政治性建筑——形成“革命”的隐喻和象征。

  如广东展览馆,塔楼的塔顶、庭院路灯的灯罩以及铁围栏上,到处使用了火把图案,表达“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长沙火车站钟塔顶尖的火炬朝向,飘向哪方都不妥当:向西,是“倒向西方”,向东,则是“西风压倒东风”,最终决定,向上。

  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也成为一个时代的句号。纪念堂平面布局严谨而对称,有强烈的中心感。底部的台阶,选用了红军长征时经过大渡河边的四川石棉县红色花岗岩,象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向北京看齐向世界一流看齐

  改革开放后,对建筑的刚性政治要求被撤销。但一些领导的个人意愿,仍成为城市形态变迁的重要力量。他们都喜欢什么呢?一个简单的思维是,模仿北京。

  比如宁夏银川市的古代建筑“南城楼”,在翻修之后变成了“天安门”。“天安门”还出现在了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河南夏邑曹集乡、华西村以及重庆市忠县的黄金镇。

  “鸟巢”、长安街两端的彩灯、曾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民族团结柱”,也在多地出现。

  这些粗糙的模仿集中于县乡两级,一些级别更高的领导们则另有偏好——比如大、高。

  “1990年代流行玻璃幕墙,那是改革开放的代表。2000年前后,政府开始喜欢新奇和世界一流。”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副巡视员谭烈飞觉得,如今,在安德鲁的国家大剧院、库哈斯的央视新大楼以及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鸟巢”之后,至少在北京,建筑已开始趋于冷静。

  由于意识形态的不断变化,建筑审美的更迭仍在继续。现在,就连广州的白天鹅宾馆也越来越尴尬了。“(政府)恨不能炸掉。”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师匡晓明说。在上世纪80年代,作为惟一由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国际五星级宾馆,它可是广州的骄傲。

  建筑巨变30年

  2011年9月10日,朱涛在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参加“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时,以“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建筑学:1978-2010”为题,分析了改革开放30多年间中国建筑的巨变。

  他认为,中国建筑师在上世纪80年代发展出对现代性不同的象征性的表达,在90年代出现建筑专业本体语言的觉醒,到200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社会参与意识增强的态势。

  1978年香山饭店:

  老百姓对现代性的想象

  社会巨变,影响老百姓对现代性的想象是一批很实在的东西——涉外宾馆。

  如北京的香山饭店,它在两个层次把中国改革开放时的现代建筑扭结在一起,一个是高端的涉外酒店的层次,上等人现代的生活方式,另外是当时建筑界争论的中心议题——我们走民族形式还是现代主义,到底是毫无保留拥抱现代建筑,还是探索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表达?

  1980年代松江方塔园:

  现代主义和民族文化

  没那么大矛盾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创办者冯纪忠先生,在上海松江县设计了一个公园——松江方塔园。中国美术学院建筑系主任王澍断言,方塔园可能成为中国建筑的一把尺子,无论谁撰写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建筑史,方塔园都无法绕过。

  冯纪忠提到,他要传达宋代的神韵。第一就是松江方塔园的塔是宋朝的;第二,宋朝的美学比较舒展,跟明清园林的雕琢、堆砌不一样,可以顺理成章把现代美学吸收进来;第三个层次,宋代是宽松的时代,鼓励个性。

  冯纪忠把朴素的现代美学、80年代的文化气氛和自己的美学放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房子。它的一个影响是,现代主义和民族文化没那么大矛盾。

  1990年代:

  在中国“随便做”

  1990年代末,国际建筑师开始涌入中国。1999年国家大剧院中标是戏剧性的瞬间。修香山饭店,本来想请贝聿铭在长安街修20到30层的宾馆,但他说不行,一定要控制高层,做现代化实验不要破坏古城。

  而这批设计师就不一样了,在天安门广场做了一个狂野的设计,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就是开放,随便做,冒险家的乐园。

  新世纪:

  新的民族形式实现

  王澍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一期和二期,话语集中在中国园林文化上。他的策略是不管房子有多少,顺着基地部署,甚至一些农田和山都保留,把每一座房子当一个单体来设计。最后是一个比较矛盾的结局,基本是欧洲街区,沿周边布置街区,但是建筑师和批评家们一定要把它引回古典园林。

  2000年以后,一种新的民族形式实现了,远远超过梁思成他们那一代和80年代人的想象。第一,政府可以集中所有的资源、人力保证大项目的实现。第二,大建筑不光是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也可以在小县城。第三,民族主义的热情,做大的建筑才能匹配。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暴露了一批豆腐渣工程,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大地震也唤醒了中国建筑师某种意义上的一种社会意识,比如成都的刘家琨做了一个小房子,是纪念普通民众的博物馆,不是纪念民族伟人的。他有一句话,叫珍惜普通的生命是民族振兴的基础。这个思想跟以前的、国家式的建筑完全不一样。

 

 

 

责编:杨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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