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屑山 记斯大林时代:官方说什么百姓都不信

2014-02-17 08:37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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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屑山》,(美)伊丽娜·戈罗霍娃著,王晋华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1月版,32 .00元。

  《面包屑山》,(美)伊丽娜·戈罗霍娃著,王晋华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1月版,32.00元。

《个人印象》,(英)以赛亚·伯林著,林振义、王洁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10月版,35 .00元。

  

  《个人印象》,(英)以赛亚·伯林著,林振义、王洁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10月版,35.00元。

  黄夏自由撰稿人,上海

(南方都市报)肩负一家老小温饱的母亲难为无米之炊,只得把面包掰碎了堆成“盘中山”,用来哄骗饿得嗷嗷直叫的孩子,换取一时一刻的太平和幸福……这幕情形虽发生在苏联早期,有着集体饥饿记忆的一代中国人想必也会心有戚戚:比起前胸贴后背的肚子,更值得回味的可能是对面包屑堆成的空中楼阁,保持一种你知我知、心照不宣却从不说破的心态,或说默契也罢。这种诡异的默契感贯穿回忆录《面包屑山》始终,作者伊丽娜·戈罗霍娃拨开后斯大林时代的重重迷雾,以一种尖刻、嘲讽的文字,记录下一个全民铸造乌托邦谎言的国度的世态人心。

  伊丽娜·戈罗霍娃出生和成长于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彼时苏联社会“解冻”和“上冻”暗战正酣。苏共二十大就斯大林问题所作的报告属“秘密”,其影响却不可能不渗透到社会层面。不过,也正因其“秘密”,对单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反思就不可能做到公开透彻,这些东西仍然以国家名义,牢牢钳制着苏联公民的思想和行动。这种二元化的价值取向,势必营造出一个说一套做一套的社会。伊丽娜就读的小学,就陷入了这样的混乱:老师以少先队英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揭发地主父亲、“大义灭亲”的先进事迹,弘扬共产主义道德观,伊丽娜和小伙伴们是何反应呢?

  “我不能断定,告自己父亲的密,致使他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去服劳役,算不算是一种英勇的行为,即使这种行为使一些人避免了挨饿。不过,对老师赞扬帕夫利克·莫罗佐夫警觉勇敢的话,我并没有去反驳,其他的同学也没有。我们大家都知道,无需争论。对写进历史课本的东西,无需争辩。你假装认同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是个真正的英雄,就应该得到一枚勋章,就像我们在幼儿园时假装咀嚼面包和变了味的黄油一样。”

  也就是说,“对写进历史课本的东西”,或者一切以官方口径宣传的东西,大家暗自谐谑、调侃、嘲弄,就是不公开说破之。在《面包屑山》中,伊丽娜向我们披露了从家庭到社会各个层面的“假装”:有四十年党龄的父亲斥责《真理报》既无信息也无真理,却仍“假装”认真贯彻学习其精神(随书附照一张);母亲衷心希望弟弟们不要在战争中当炮灰,仍“假装”祝愿他们英勇杀敌为国捐躯;伊丽娜在外国客人面前“假装”自己熟稔“特效”、“星球大战”和“派克大衣”;她执教的学生家长“假装”雇佣家教的“教育黑市”不存在;高干子弟“假装”自己的好成绩好工作与父母无关,后者则谦虚地表示自己是人民群众的一员……

  “假装”的心理机制来源于高层规划的乌托邦理想与现实发生冲撞的不可协调性,这种理想通常打着看似崇高实则狭隘的旗号强加于人。它不承认人之为人的个性、本质乃至弱点,而“齐以”一种含糊笼统的集体价值观。因之,苏联的外事部门可以信誓旦旦地宣称苏联消灭了失业,却无视商店门口常年大排长龙,而排队的人们根本不知道店里在卖什么;他们告诉你性爱和妓女在苏联业已绝迹,因为它们是腐朽堕落的西方资本主义才能产生的东西。彼时苏联文艺领域稍有松动,根据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作品改编的电影《榆树下的欲望》易名《榆树下的恋情》搬上苏联银幕,伊丽娜精确地捕捉到其中蕴藏的猫腻:“难道爱情和欲望有相同的含义吗?或者说—一个更大的可能性—在翻译中间的这一改变是蓄意而为的,是要把肉体的、性欲的东西转变成灵魂的和崇高的?”

  审查、删除、偷换概念以及擅作阐释的牵强附会,与上文说到的人们听之任之、见怪不怪的“假装”,构成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对权力的恐惧。《面包屑山》不同凡响的一个地方,就在于作者揭橥国家编织的谎言并没有蒙蔽住老百姓,可能国家本身意不在把谎言编织得滴水不漏,而是老百姓如何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通过“假装”悉心维护并让自己生活在谎言之中,由此,权力最大化地使人们心甘情愿地维系权力本身。另外,此书也说明“谎言灌输千遍就会成为真理”这一政治学上的教条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倒是证明了“真理灌输千遍也会变成谎言”。官方宣传的诸多历史观、价值观、道德观,由于片面化的灌输、重复,以致成了抽象而不具实质意义的陈词滥调,无论真实与否,老百姓一律打上一个问号。伊丽娜自己就体会到,官方注了意识形态水分的套话、大话,是如何使前者意欲表达的真相、真理失色和变味的:她是从父亲的假牙(健康的牙齿因营养不良而全部烂掉)而不是书本上的知识,才确认“大饥荒”并非子虚乌有而是确有其事的。

  这使我想起以赛亚·伯林在其《个人印象》中记载的苏联回忆。1945年和1956年,伯林两次访问苏联,逗留期间,苏联知识分子急切地向他询问西方的现状。伯林注意到,二战后从西方返回的苏联士兵,所带回的关于西方的消息中,既有美国的繁荣发达,但更多的是遭罹经济萧条和兵燹之灾的欧洲的破败。有意思的是,苏联知识分子无不相信前者而非被苏联当局戮力宣传的后者。这固然出自禁锢多年的苏联知识分子对自身“落后”形势的焦急和忧虑,更多的是他们对官方媒体公信力的严重质疑。这种讽刺性的状况同样见诸伊丽娜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想象—较之“西方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经年不变的程式性套话,她更相信西方电影中甚至连监狱中的囚犯都有牛仔裤穿的美好想象。

  后来用脚投票移民美国的伊丽娜见识到美国的另一面,坐标自然有所调整。不过她对美国自由、平等,特别是“说真话”的想象,则一点也不差,正如她实话实说地告诉大家,她嫁给美国人就是为了移民。本书写得无不激烈和愤怒,不过正因作者不作保留的诚实而尤显可信,其中甚至包括作者对母亲不依不饶的谴责。伊丽娜实在无法想象如母亲这样一个年轻时敢给斯大林写信要求筹建地区产科医院的女性,到头来为何会变成既有“秩序”最忠实、最顽固的捍卫者。其实我们稍作联系就可以明白,母亲在战争中失去两任丈夫,被别人监视也被迫监视别人,其担负一身一家的心事何其沉重!无疑,在母亲身上,伊丽娜看到了祖国的影子,那制造了无数“面包屑山”并“假装”生活太平幸福的存在,她对之既恨又爱。

 

 

责编:杨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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