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诗人盖瑞·斯奈德:荒野来的诗人

2014-04-14 08:44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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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盖瑞·斯奈德诗选》,杨子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2月版,32 .00元。</p>

  《盖瑞·斯奈德诗选》,杨子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2月版,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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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瑞·斯奈德诗集

  内地首版

  盖瑞·斯奈德美国著名诗人。1930年生于旧金山。大学就读于里德学院,毕业后从事过伐木工、护林员工作。1953年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从著名学者陈世骧,学习东方文化和语言。之后曾在日本长期生活,研习禅宗和东方文化。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内华达隐居。近年来两次参加香港国际诗歌节。

  盖瑞·斯奈德一直在山野里行走,带着他的钻头、手锤、猎枪和炸药,带着他能吹奏出歌诗的牧笛,像一个牧神。他走过山谷、悬崖、洞穴、黑曜岩,他路过雪松、狐尾松、加州冷杉、白花曼陀罗,他唤起了野瞪羚、野狼崽、麋鹿、花栗鼠、鳟鱼、雪白舌头的海燕,吃越桔的熊……如果他遇见你,他也许会说:“至于我,我是山神之子。”

  斯奈德一生都和森林、原野、山脉、河流、湖泊待在一起,和草木鸟兽待在一起,他避世而居,从事多种户外劳动,将这些经验写入诗歌。他常年修习佛教,认为众生皆佛,万物有灵。在越来越多的诗人被现代文明逼入学院、躲进书斋的时候,斯奈德和他的精神先驱寒山一样,选择了做山林里的隐士,在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在劳动的愉悦和神秘、艰苦的灵修体验里,获得了汩汩不绝的原创性力量。

  他的体验造就了他诗歌的殊异性。他的自然并非中国士人寄托情志的抽象山水,而是真实而粗野,崇高而甜蜜,具有纯洁和野性的辉光。他描写牧马颤动的眼脸,凶恶捕食的郊狼,被取出的动物内脏,烧得嘶嘶响的白皮松的枯枝……生与死都是缓慢而庄重的体验,纳入了万物与四季伟大的合奏,纳入有情众生和无情众生的轮回。

  他也描写细致入微的日常生活,酒吧里的女人,公共澡堂胸部下垂的老妇,穿着破烂衣衫的制陶工,烧烫的锅里翻滚的豆腐———这一切背后不是冷峻的反讽,而是真实的悲悯。他最好的诗歌有一种静谧的宗教力量。

  这位从内华达荒野走来的诗人,目光慈祥,须发纷披,带来岩石、雨水和禅的味道。他让人想起尼采对爱默生的评价:“他不知自己高寿几何,也不知自己仍将何等年轻。”

  斯奈德的诗歌最早译入中文是在上世纪80年代。1985年赵毅衡翻译的《美国现代诗选》收录了他的十来首诗作。作为与“垮掉派”有着密切关系,但又风格殊异的诗人,斯奈德很早就为中国读者所知,但对他的译介一直比较零散。2014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诗人杨子翻译的《盖瑞·斯奈德诗选》,第一次为内地读者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斯奈德诗歌的面貌。本报借此机会专访了杨子。

  跨越25年的翻译

  南都:你最早翻译斯奈德的诗是1989年。当时是从《牛津美国诗歌新编》里选译了十来首。

  杨子:我从1981年,大二那年开始试着翻译外国诗歌。大学时代翻译的诗歌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罗塞蒂兄妹和丁尼生也译了一些,还有美国现代诗人林赛和麦克里希,以及《雅歌》。1984年毕业后我去了新疆,此后一直在创作诗歌的同时翻译诗歌。那时有种模糊的想法,就是译出一本《现代英美诗选》。1985年赵毅衡的《美国现代诗选》(上下卷)出版之后,对中国诗人影响极大。到1989年,我已经翻译了许多英美诗歌,其中美国诗人主要有罗宾逊·杰弗斯、康拉德·艾肯、西奥多·罗特克、罗伯特·洛威尔、罗伯特·邓肯等人的作品,也是在1989年,我开始译盖瑞·斯奈德的作品。不久,我与几位新疆诗人创办了民刊《大鸟》,我翻译的罗特克和莱维托夫最初就发表在《大鸟》上。

  南都:1993年你在很短的时间内译完了斯奈德的《偏僻之地》。这本诗集有什么特点?

  杨子:1993年我因为家里有事,回安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去合肥时,我在诗人祝凤鸣那儿看到几本原版诗集,把它们都复印了,其中就有斯奈德的“TheBackCountry”,有人译为《僻乡》,我觉得读起来语感不好,就译为《偏僻之地》。

  那半年里我初译了三本诗集,其中之一就是《偏僻之地》。《偏僻之地》是斯奈德的一部重要作品,写到了他在美国西部的生活,他在远东的游历,他在京都的禅修,还有日本人的日常生活。这本诗集的开篇大作,就是著名的《浆果宴》。1955年10月“垮掉派”在旧金山“六画廊”举办了一次划时代的朗诵会,艾伦·金斯堡朗诵了《嚎叫》,盖瑞·斯奈德朗诵了《浆果宴》。《浆果宴》是了不起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美洲原住民文化的着迷。他对基督教没有好感,他的姿态是背对城市文明的。

  南都:这本诗集的出版也不是特别顺利。2003年已经有出版计划,但后来为什么搁浅了?

  杨子:是在2002年、2003年吧,楚尘的“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启动。这是一个大工程,初步定了100本诗集。楚尘跟我签了6本译诗集的合同。

  之后就非常辛苦了,同时做6本书的工作,一方面补充扩大,一方面一本一本修订。斯奈德这本只有《偏僻之地》和《神话与经文》中的几首,很难构成一部《斯奈德诗选》。我托作家张辛欣在美国买了十来本原版诗集,她不远万里将这批书背到广州,其中就有《盖瑞·斯奈德读本》。我从《读本》里又选译了一些斯奈德的诗歌。

  “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后来做了50本就停下了,我也只出版了《曼德尔施塔姆诗选》和《费尔南多·佩索阿诗选》。《斯奈德诗选》就此搁下。

  南都:后来是什么因缘促成其事?

  杨子:首先要感谢北岛和甘琦帮忙拿到了斯奈德本人的授权。2009年北岛在香港做国际诗歌节,邀请我过去采访斯奈德。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大诗人。采访很圆满。北岛发起的那次活动颇有“去中心化”的色彩,除了美国的斯奈德和日本的高桥睦郎,那年他还邀请了埃及、阿尔巴尼亚、墨西哥等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诗人。斯奈德是其中最耀眼的明星,他穿着黄色袈裟一样的外衣,戴着耳钉,演讲完全不用讲稿,行云流水,就像一位高僧在开示。所有的记者都围着他。

  2011年,江苏文艺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斯奈德诗集。我从诗人刘子超那里借到斯奈德的另外两部原版诗集《龟岛》和《山河无尽》,从里边翻译了二十来首诗歌和组诗《三世,三界,六道》,又从《读本》里补译了十来首,形成这本书现在的规模。

  有情众生,一切皆佛

  南都:斯奈德被中国读者喜欢,是因为他与中国文化有很深的渊源。你怎么看待他和中国文化的关系?

  杨子:斯奈德年轻时被他的同胞称为“中国佬”,可能因为他热爱中国文化,长得也有点像中国人。他的作品中有很多中国的烙印,但他在日本文化里沉浸得更深。他结过四次婚,其中两任太太是日本人。他曾经在京都的寺庙里修禅。他懂日语,有一些非常亲密的日本朋友,他翻译过日本大诗人宫泽贤治的诗。他与日本文化的亲密感让我想到小泉八云,他与中国文化反倒是一种神交。他远比庞德更贴近中国,但因为不是直接的接触,毕竟隔了一层。直到1980年代中后期他才跟随“美国作家代表团”踏上中国的土地。

  他年轻的时候,中国政治运动不断,“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那时他是不可能来中国的。“文革”期间大陆高僧受到迫害,僧侣被迫还俗,很多庙宇也被砸毁。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文革”期间他像安东尼奥尼一样游历中国,他的诗歌会是什么样子。他一度对毛泽东充满感情,写到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苦行僧般的生活、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他说中国亿万人民的蓝工装很伟大。但对毛泽东有了更多的了解后,他的看法有所改变。

  南都:斯奈德翻译过寒山和白居易的诗,也读过《道德经》、《庄子》。

  杨子:对。他曾经是陈世骧的弟子,跟陈先生学唐诗,翻译寒山子和白居易的作品。他译的寒山诗在美国名气很大。寒山后来成了“垮掉派”的一个英雄。斯奈德愿意在荒山野岭、或在很原始的文化里生活,漫游,是把寒山当作了先驱。中国文化在他的诗里也有所映现。比如《松树之冠》这首诗就受到了王维的影响。影响他的主要是中国诗歌的气息,禅宗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从来没有留意过中国禅宗里有多少诗歌,有多少诗意,有多少直达诗歌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拿斯奈德与美国诗歌的源头之一、伟大的艾米丽·迪金森来做一个比较:迪金森的头脑里强迫症般地总是装着一个上帝,她既被一种隐蔽的力量推动着趋向他,又本能地怀疑和拒斥他,所以迪金森的诗歌有大量晦涩的象征和隐喻。相比之下,反倒是十九世纪的迪金森比二十世纪的斯奈德现代得多。斯奈德的诗歌明白具体,轻松自如,正像佛教所说,一切皆有佛性,一切皆可成佛,他所遇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进入诗歌,包括京都大德寺外一头牛刚刚拉下的粪便。

  可以说,借助禅宗的能量,斯奈德打破了所知障,打破了二元对立,获得了某种自由和神通,进入圆融无碍的境地。这是在一些和佛教有较深渊源的作家那里共通的东西。凯鲁亚克身上无疑也有这种东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偏僻之地》中那组写日本日常生活的《六年》,从1月一直写到12月,他就像个入赘的女婿一样,把日本的山川,风俗,一年四季,角角落落,还有他在寺庙里的参禅,细致入微地写进诗歌,他使用的很多材料,恰恰是很多诗人从来没想过可以用在诗歌里的。

  南都:因为他常年隐居内华达山里,提倡自然保护、反对工业文明,所以后来人们把他称作“生态诗人”?

  杨子:斯奈德对生态的重视,与他对“有情众生”的认知是分不开的。他甚至把“有情”的概念扩展到“无情”的范畴。比如一棵树是不会流泪的,岩石、山川也是不会流泪的,他把它们都看作有情的生命体,都应该得到爱惜和保护。自然是一个可循环的生命系统,破坏了部分,就破坏了全部。他对自然的感恩之情,在《为伟大家族祈福》里有充分的流露,在这首诗里,他感谢大地母亲,感谢植物家族,感谢空气,感谢野生动物,感谢水,感谢太阳,感谢伟大的天空。这首诗采用了印第安人的一支莫霍克人的祈祷词的形式。显然,他希望他的感恩之情能被这些伟大家族的成员感受到。

  学者钟玲曾去内华达山里拜访过他两次。有一次在夜里,斯奈德告诉她,树上现在叫的是什么动物。他对周遭的生物特别熟悉,就好像它们是他家族的一份子。

  反哺中国文化

  南都:翻译斯奈德的诗歌遇到过什么具体困难?

  杨子:困难当然很多。斯奈德在日本待了很久,诗里有很多日语单词,这些都是托朋友请教相关专家解决的。一直到开印以前,还有一些问题陆陆续续在解决。比如他有一本诗集“NoNature”,这个“NoNature”也出现在诗集中《水面涟漪》这首诗里。有人把“NoNature”译成“非自然”,我也一直没搞明白这“NoNature”应该怎么译。后来才知道译作“非自然”完全是错误的,是对他的佛教背景不了解造成的。原来佛教里“NoNature”就是对应于“有情众生”的“无情众生”,比如岩石、树木这些东西,所以我把它直译为“无情”。

  南都:你更倾向于意译还是直译?

  杨子:我是不太赞成意译的。诗歌译者应该以最大限度把握原作音调和气息为目标进行直译。我们已经领教过太多令诗意丧失殆尽的意译。任何自作主张、自以为得意的添加都是危险的,都是对原作的侵夺和篡改。

  南都:斯奈德和金斯堡是好朋友,也都是有影响的诗人,你怎么评价这两个人的文学成就?

  杨子:现在对斯奈德的评价越来越高。斯奈德一直否认自己是“垮掉派”诗人,但早年他的确与“垮掉的一代”过从甚密。禅宗方面,他是金斯堡和凯鲁亚克的引路人,是他引导他们进入佛教世界。他带着金斯堡到印度、尼泊尔远游,与最著名的高僧长谈。金斯堡后来拜了一位西藏密宗上师,他诗歌里纷至沓来的长句,迷狂和谵妄的表达,部分来自布莱克和惠特曼,部分或许正是来自密宗。上世纪60年代,他在世界各地漫游,给大学生朗诵诗歌,他在捷克被选为“五月之王”,是一位世界级文化英雄。到1980年代,他在中国的影响似乎也到了可以称王的地步。他的诗选早已译成中文出版,而斯奈德的诗歌长时间里只有零零星星的翻译。

  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垮掉的一代”,所以“垮掉的一代”和许许多多另类文化一样,最终只是成了一部分人的珍藏和一部分小资的标签,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化生态的日趋平常化,“垮掉的一代”,连同金斯堡诗歌在人们心中激起的狂澜,已成为遥远的记忆。而斯奈德那种来自土地、众生和原始文化的生命力要比燃烧反叛的青春骚动长久得多。中国诗人对斯奈德也更容易感到亲近。他在东方的镜子里照出他自己,我们又在他的镜子里照出我们自己。当斯奈德用东方文化做创造性工作的时候,我们的文化正处于完全停滞状态。他亲近东方文化,从中获取了很多能量,你可以把这种东西称作神通、自在,也可以称作自由、智慧,现在他又用自己的诗歌和实践把这些宝贵的东西反哺给我们。

 

 

 

责编:杨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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