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长篇小说年产4000部 呼唤说真实的文学

2015-03-06 09:24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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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日报 周思明)应该承认,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确实是空前繁荣的,仅就长篇小说而论,就已年产4000部之多,如果再加上网络小说,那就更加惊人。但在这繁荣的表象之下,又有多少入心入骨的感人之作呢?现在,许多文学作品都是华丽模仿而非沥血原创,从写什么到怎么写,不少“聪明”的作家往往省略了深入生活、研读经典这些绕不开的重要环节,对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矛盾、缺憾等等,他们往往视而不见,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不惜挖空心思走捷径、赶时尚。而当代文学主体理论建设的滞后,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原点问题的认识模糊,文学批评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导致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等现象滋生蔓延,也是不争的事实,对于文学创作和受众鉴赏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消极影响。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老一辈作家的创作经历为镜鉴,或能看清当前我们创作的不足和短板。莫言曾在《难忘那戴着口罩接吻的爱》中说道:“我觉得,在文革前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中,对爱情的描写最为成功、最少迂腐气的还是《苦菜花》。”年届八旬的老作家冯德英创作的长篇小说《苦菜花》,在对残酷战争环境下两性关系的描写方面卓有建树,其成就远远超过同时代作家。用莫言的话说,冯德英“确实把装模作样的纱幕戳出了一个窟窿,由于有了这些不同凡响的爱情描写,《苦菜花》才成为了反映抗日战争题材的优秀长篇小说”。作为长篇处女作,《苦菜花》何以一出手就引起亿万中国读者的强烈共鸣?在笔者看来,除了作品的艺术性和写作技巧精湛,主要还在于它的真实,它的对于历史真实的尊重。

  当然,如果仅仅做到从生活出发、尊重历史生活,还不足以创作出感人肺腑的文学作品。写出“三花”(《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的冯德英也好,写出《林海雪原》的曲波也好,包括国外著名作家高尔基等人,几乎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在真实感受生活的同时,刻苦学习,发愤读书,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冯德英说,在写《苦菜花》之前,“我反复地学,读了很多书。虽然没上大学,文科的东西包括社会发展史、历史通史、中国通史都自学过,这方面的知识准备比较充分。我的信条是,读书破万卷,没有做不到”。在此基础上,“一开始创作,我就是想表达自己熟悉的生活,此后就一直沿着这个路走下来”。高尔基曾说过,他“像饿汉扑向面包一样扑向书籍”。鲁迅说:“倘能生存,我仍要学习。”

  文学应该对历史生活的真实性负责。一部文学作品,只有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时代,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它才会有生命力,也才会有审美价值,才能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检视我们当前的文艺创作,这些年反映战争的影视剧之所以饱受观众非议,最突出的弊病就是假大空和胡编乱造。利益驱使下,经典文学改编影视剧,只顾追求收视率、上座率、票房和利润,但对是否符合那个时代的基本要求,是否尊重历史、从生活出发,则完全不在考虑的范畴之内。难怪一些老作家和当年革命战争的亲历者都曾不满地表示:我们现在很多反映战争的作品太脱离生活,文艺作品往往被当成了单纯赚钱的商品,违背历史、背对生活的胡编乱造成了一些作者创作的“新常态”。作为一个作家,必须要有自己的是非判断,要有自己的立场,应该重视历史,重视自己出生的土地,重视自己的所见所闻,不能出于某种目的而随意丑化、虚化,甚至解构和颠覆。

  文学与历史是分不开的。文学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历史建构和传承。这不仅适用于历史题材创作,而且也适用于一切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文学应该如何介入历史?在这个问题上,近年来出现了不尊重历史的本来面貌,不能客观地描述和表现历史,任意践踏、随意评说、肆意消费历史的令人忧虑的现象。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戏说”历史在文艺界悄然流行,及至上世纪90年代以后甚至发展为“胡说”与“恶搞”。譬如将历史事件剥离特殊的历史语境肆意发挥,或无视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进程中的功过是非,无根据地冠以纯粹的想象,甚至玄想,相关文艺作品在“戏说”之下沦落为被消遣和消费的对象,创作者的社会责任和价值坚守也被漠视和束之高阁。

  当前,急需一种有真意、不卖弄、有骨气的写作。苏东坡、鲁迅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名垂千古,就是因为他们和老百姓在骨子里能够结合在一起,和他们所身处的历史时代、民众生活丝毫也不隔膜,并且将个人的名利、地位都置之度外。身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们,固然要养家糊口,也有理由活得更好,但更要时刻想着读者,想着民众,想着自己作品的社会影响。而具有此文化自觉、文学自省的重要表现,就是要“说真实”。鲁迅曾说,“说真实自然须有极大的勇气的;假如没有这勇气,而苟安于虚伪,那也便是不能开辟新的生路的人”。

责编:刘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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