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夫人生前忆“朋友圈”:毛泽东舞步独特

2015-06-10 10:04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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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李立三和李莎在一起

2010年,李莎与女儿李英男

  结伴跳舞的女孩子都排成了长队。“在苏联,一般都是男性请女性跳舞,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女性如此主动地邀请男士跳舞,觉得有些不习惯。首长们坐在沙发上,不慌不忙地交谈着,而那些姑娘则成群结队地在周围转悠,形成一个包围圈,一有机会就凑到跟前,笑眯眯地拉着首长跳舞。”

  50年代初,中南海怀仁堂是北京城最大最好的礼堂,经常为中央领导办文艺晚会,上演最多的是京剧演出,因为这是毛泽东最喜欢的剧种。

  临近开场,礼堂侧门悄悄传进话来:“主席来了,不要鼓掌!”于是,礼堂里观众席低头耳语相互转告。毛泽东迈着大步走向前排就座,全场一片寂静。“这的确让我暗暗吃了一惊。在苏联,人们总是习惯以雷鸣般的欢呼声和掌声来迎接领袖的出现。”

  有一次,毛泽东走进大厅,坐在李立三夫妇的前一排。休息时,剧场灯亮,毛泽东看见李莎的大女儿李英男,说:“啊,小外国人也来了!”后来,毛泽东看到上一二年级的英男在看厚厚的俄文书籍,说同龄的中国学生难以掌握如此多的汉字,他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上以此为例说“文字改革势在必行”。

  在双清别墅,李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她记录下的观感是:“他的外貌与正式的肖像一模一样:蓬松的头发、高高的额头,一对乌黑明亮的大眼睛,下颚上还有那一醒目的标志性的黑痣。他体态略胖,身材高大,略有点驼背,可能是长期伏案工作的缘故,肩上披着一件棉袄,脚上穿着一双厚厚的毡靴子。”

  江青从轻盈到僵硬

  相比伟大领袖,李莎对江青则没有好印象。

  “文革”结束后不久,全国声讨“四人帮”,有知情人说:“江青与李立三关系密切,经常跑到他家和他老婆打牌。”

  1949到1950年,李莎的确与江青有过一段交往。“我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陈述历史,决不能因为江青后来成为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成员,就任意丑化她,把50年代的江青说成是穷凶极恶的妖婆。”李莎说。

  学俄语在中共建政初期是时尚。经林伯渠之女林利推荐,李莎去担任江青的俄语老师。李莎解释说:“我之所以被选中,一是俄语是我的母语,又有一定的教学经验。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有李立三夫人的身份,政治上可靠,被允许出入毛主席的寓所。”

  每周,一辆胜利牌轿车接李莎前往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给“第一夫人”上课。李莎回忆说:初见江青,她给我留下了一个有教养、善于交际的良好印象。她面容清秀,动作像猫一样轻盈,有一种诱人的魅力。她讲话的声音尤其甜美,十分容易迷惑和吸引对方。应该说,江青这个学生还是比较聪明的,有较好的模仿能力。她把我送到门口时,总是用刚刚学会的词语与我道别。没有多久,我们的课程就结束了,理由是“江青同志工作忙”,实际的原因是她对俄语的兴趣已尽。我教江青完全是义务的,江青后来托林利向我转送了一套贴花台布作为酬劳。

  1966年夏,李莎在电视上再次看到江青时,“她的娇柔、轻盈已全然不见,目光冷酷,声音僵硬,有时简直是在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十足的泼妇相。” 李莎说最不能原谅的是江青对孙维世的迫害:江青将孙维世列入“仇人”名单,给她戴上了“苏修特务”的帽子,由于报私仇,把孙维世定为“关死对象”,而最大的“证据”就是她经常和我们一家来往,并替我们搞一些话剧演出的门票。

  1949年10月1日,李立三夫妇参加了开国大典。“那天,天安门周围很安静,大家都屏住呼吸,等待庆典开始。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有几十万人,一片肃静,突然不知从哪儿窜出一只小狗从王府井那一侧跑出来,穿过整个广场。大家都喊了起来,快抓住它,这是蒋介石在逃窜,大家一叫,小狗吓得跑得更快了。后来苏联作家西蒙诺夫把这件事写进了他的报道中。”

  一个国际家庭的灾难

  50年代是充满希望和热情的年代,新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堡垒苏联保持着亲密的友好关系。李立三先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中央工业部华北局等单位担任要职,李莎在北京俄语学院任教。

  好景不长,随着中苏关系骤然恶化,大批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国内政治气氛也日趋紧张,很多国际家庭最终被迫离散,李立三更是众人眼里的焦点。

  康生首先抓住的把柄是苏籍学者郭绍唐访华问题。1957年秋,郭绍唐应周恩来邀请,偕同苏联夫人及女儿回国访问。刘少奇、周恩来都会见了他,很多人轮流设宴欢迎。李立三也在家里招待,邀请杨尚昆、李维汉等参加。1959年庐山会议上,康生宣布郭绍唐是苏修特务,认为当年郭绍唐来华是有任务的,要求断绝同郭绍唐的来往。除此之外,康生还放出风声说,李立三的老婆是苏联籍,有里通外国的嫌疑。

  1962年10月14日,李立三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达四千字的信,向中央提出申诉,“她同我结婚26年了,在政治上始终和我一致,没有过任何不好的表现。到中国来也已经16年了,耳濡目染,政治思想有不少进步,逐步认识我们党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伟大,对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事业是非常热爱的。”

  周恩来亲自找李立三谈话,提出建议:如果李莎不愿离婚,就一定要转入中国籍。“我想开了以后就去办理加入中国国籍的手续,这个事情从1962年到1964年用了两年时间办成了。”

  国籍问题的解决只是一时缓解了这个国际家庭在当时的处境。

  1967年2月1日,李立三第一次被批斗,是机关内部的一次小范围内的批斗会。这次,华北局的“造反派”听从戚本禹“对李莎不要客气”的指示,把李莎和立三一起揪到“批斗会”上。

  从此,北京城流传着李立三、李莎从事间谍活动的谣言。针对李立三的批斗也从小范围的内部检讨,逐步扩大规模。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信,进行最后的申诉。

  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在造反派私设的牢房里谢世。据说,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死在送往北京医院的路上……多年后,李莎才看到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的遗书:

  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去辩解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我还有写给你的信,放在家里床单下。没有写完。请派人找出送你审阅。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李立三

  “坎坷之后,难得平安。” 李莎最后说。

责编:龚晓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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