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怎样避免写历史鸡汤?

2015-10-16 09:13 来源: 文学报
调整字体

 

 

  作家写史,更多的是在史识上见功夫。一篇文章、一本著作,如果不能提供一些新的史识,只是把既有的大家都知道的观点、见解,换种说法重说一遍,讲得再有滋有味,大略也不过就是一碗历史鸡汤而已。

  以宋金对战为例,常识告诉我们,判断这一抉择的对错,全看是否正确估计了双方的实力:有实力打而没有打是错;没实力打硬打也是错。可是我们的历史课是不考虑常识,不考虑实力的。历史课的判断标准简单得很:打就是对,不打就是错。

  由夏坚勇的长篇历史散文 《绍兴十二年》引发开去,《文学报·新批评》连续两期发表长篇对话,着重讨论作家写史的有关问题,读后很受启发,同时也想到了一些其他问题,写在下面以求教于方家。

  我觉得,作家写史,和史家治史一样,面对的无非是三个关键词:史实、史观、史识。其中的“史观”,是“幕后指挥者”,最后体现在文字中,读者很难直接看见,需要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去辨识,即使作者直接宣称自己是什么什么史观,那也做不得数。读者能直接读到的,是史实和史识。相比较而言,在史实的考证上,作家不如史家,因为史家治史有一套专业性很强的方法,作家没有受过这种专业训练。从学术价值上讲,只要能考证出一个新的重要的史实,即使不涉及史识,也是一项了不起的贡献,但如果要求作家普遍都能做出这方面的贡献,恐怕是不现实的。作家写史,更多的是在史识上见功夫。一篇文章、一本著作,如果不能提供一些新的史识,只是把既有的大家都知道的观点、见解,换种说法重说一遍,那只能叫通俗写作,不能叫文学创作。文笔再好,讲得再有滋有味,大略也不过就是一碗历史鸡汤而已。而所谓新的史识,虽然理论上也包括那种横空出世、前所未有的新认识,但这种情况即使有也不可能很多,更多的还是对既有史识的某种辨析、质疑或纠正,通常我们称之为“祛蔽”。

  历史的三种构成

  我们现在所说的“历史”,通常是由三种东西构成的:正史、野史、历史课。相比较而言,在大多数人头脑中,真正形成他对历史的认知的,主要是历史课。

  所谓正史,按主流的理解,就是那套由朝廷编修的“二十四史”,或者再加上《资治通鉴》,后者被认为是编年体的正史。《清史稿》算准正史吧。中国的传统是隔代修史,清朝已经亡了100多年了,我们还没有给人家把正史修出来,也是因为“义例难定”吧。

  在治史的史家看来,正史自应有它的权威性;而对于写史的作家来说,它恐怕就是一个可供参考的文本了。任何文本都是人撰写出来的,历史———正史也不例外。在《宋史·本纪第四十六》里这样记载:先是荣文恭王夫人全氏梦见有神人来给她下通知,说“帝命汝孙,然非汝家所有”,然后是嗣荣王夫人钱氏“梦日光照东室”,而同一天夜里齐国夫人黄氏也做了一个梦,梦见“神人采衣拥一龙纳怀中,已而有娠”,怀上了真龙天子。当然,天子出生时少不得也得弄出点动静来,叫做:“及生,室有赤光。”这些文字,说的是南宋的实际上的最后一个皇帝宋度宗赵禥。赵禥不是前任皇帝宋理宗赵昀的亲儿子,是养子;在正史里“记载”下如此复杂的一个梦系列,为的是证明君权神授———皇上是谁生的不重要,但必须是龙种。这些实例至少证明了一点:正史里除了记载着一些实际发生过的事,也记载了一些实际上并未发生过、但主流意识形态“希望”子民们相信这种事发生过的“谣言”。

  野史有很多种,总的来说,有的有根据,有的没根据,前者可以成为对正史的补充或订正,后者则代表着与正史不同的“希望”。中国的野史还有一朵奇葩:“说部”和由其演化而来的“戏文”、“评书”等。这是相当完整的一个系列:《封神榜》《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等,甚至还有《薛仁贵征东》《北宋杨家将》《说岳全传》等等。很多老百姓头脑中的历史教育,就是由这些说部传授的。有意思的是,其结果,跟从正史里学来的竟相差不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正史也很像一种“严肃”的“说部”。

  我所谓的“历史课”,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仅包括学校里的教科书,也包括其他各种“教育”手段。历史课是最“厉害”的历史。野史不足为凭,正史又很难读懂,所以历史课最能深入人心。它也代表着一种“希望”,而且不仅希望着人们相信发生过哪些事,还希望着人们怎样认识这些事。《宋史》里并没有说,也不可能说岳飞、文天祥是“民族英雄”,是历史课使这二位成了深入人心的民族英雄,等到课程编纂者意识到这样实在太离谱,宣布不再称这二位为民族英雄时,竟然受到了相当普遍、相当强烈的反对。细察这些反对者,会发现他们未必都是血统纯正的汉人,其中还包括拥有或部分拥有女真族血统的人,按他们的史观,他们本应将岳飞视为民族敌人,将完颜宗弼即金兀术奉为自己的民族英雄才对。

  两项短缺和一支奇葩

  中国历史有两项后果很严重的短缺。其中的第一项,我称之为“史中无数”。中国历史上不缺少伟大的数学家,但是缺少对“数”的认识和理解。打了一场胜仗,记载下来的战果是“斩敌无数”。你很难弄明白那是因为没顾上去数,还是数了但没有数清。总之,这个“无数”,就是“犹言其多也”。更严重的是经济方面的无数。这或许是因为中国虽然不缺数学家,但基本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元朝的阿合马可能是个例外。他成功地发行了纸币,并能保持其币值的基本稳定。现在我们知道,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得保持好货币总需求量和总发行量之间的关系,而这两个数他是怎么算出来的,各是多少,史中无数。

  第二项严重短缺,是“史中无战”。中国有史以来打了无数次仗,有记载的大仗不下数百次,但从未有一次把那个仗是怎么打的记载下来。有这种记载的是说部,但战争在说部里是按擂台赛的模样进行的,双方的“将”出场打擂,“兵”们都是看客、粉丝或啦啦队。那边派了一员大将,统率十万精兵前来挑战;这边派了一员大将,独自出城应战,把对方的大将一刀斩于马下,这一仗就算打赢了,对方那十万精兵全是搭头。这种事谁爱信谁信,反正我不信。更让人失望的是,打了那么多仗,却没有产生多少军事理论著作,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仍是一本《孙子兵法》,好像自孙老爷子以后,人们在怎样打仗上基本上没长进。今天这部《孙子兵法》已经成了“企业家必读”,原来里面最有价值的只是一些计谋。

  中国历史里的一支奇葩,我称之为“昏君奸臣配”,简称“昏奸配”。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不是政府改组,叫“江山易手”。江山是打下来的,既不会与他人分享,也不会和平交出。要取而代之,须得经过一番惨烈的较量,不仅要推翻腐朽的前朝统治,还得扫平不一定都腐朽的“群雄”。项羽就因未能完成后一项任务,终至功败垂成。所以,历史上各朝各代的开国之君,都不是等闲之辈,即使凶残暴虐如秦始皇,品质恶劣如朱元璋,仍不失雄才大略,且都勤于政事,精于选才用人之道。当然,开国之君的身边,也必定围绕着一批杰出的文臣武将,辅佐他打天下、坐江山。而各朝各代的亡国之君,则正好相反,必定都是昏君了。这些昏君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全都“昏”在“不理朝政”上,而不是干了什么坏事或犯了什么错误上。皇上不管事,事儿就得由一个大臣代替皇上来管,这个人又总是大奸臣,通常是“奸相”,真正干坏事、犯错误的是他。奇葩之中还有奇葩,即两个例外。亡国之君中的例外是年号崇祯的明思宗朱由检,史称他年轻有为、勤于政事、朴素节俭,亡国是因为他自己犯错误,怪不到别人,所以他身边也没有一个标志性的奸臣奸相。开国之君的例外,就是南宋的高宗皇帝赵构了。他被历史课认定是一个昏君,与他组成“昏奸配”的则是奸相秦桧。

  你相信昏君是开国之君吗?

  从北宋到南宋,并不是一次简单的迁都。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十一月,金国的军队攻陷了宋国的都城汴京,次年三月掳徽宗、钦宗二帝北返,各种史书说到此事,都以“北宋亡”三字作结,稍详的说法还加上了“历九帝,凡167年”。一个朝代就此结束。两个月后,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改元建炎。除了赵家的血统,他几乎没从北宋政权继承到多少政治经济军事遗产。按历史课的说法,这个衰皇帝登基不久就开始逃跑,叫“南下避敌”,最惨的时候,坐着船在海上漂流,直到金人自行“北返”,才敢上岸,却仍旧选了离敌人远远的临安“定都”。虽然昏君只知道逃跑,一个中央政权却在此过程中自行形成。尽管实际管辖区域缩小了一些,中央政权与地区政权还是有本质区别的,特别是要有基本的国策。据历史课说,所有这些,赵构全是坐享其成,惟一插手的,就是主要辅臣的挑选,试用过几个“相”之后,他看中了金人派来的奸细秦桧,从此形成了一个昏奸配,联手合作专门破坏抗金斗争。按历史课的叙述,在完全没有中央主导的情况下,“扫平群雄”的任务逐渐自行完成,其较重要的,包括建炎三年(1129)粉碎苗傅、刘正彦的叛乱,建炎四年(1130)平定江西王念经起义,绍兴二年(1132)平定福建范汝为起义,绍兴三年(1133)平定江西陈顺起义和浙江缪罗起义,绍兴五年(1135)平定杨么起义,绍兴十三年(1143)平定闽广何白旗起义。“起义”是历史课上的说法,里面既有地区性割据,也有“义”在江山天下者,像杨么,就曾自立为楚王,国号大楚,还颁了年号,立了太子。同时,各军将领也没有让那对昏君奸相的投降阴谋得逞,展开了对金作战,包括绍兴元年(1131)的和尚原战役,绍兴三年(1133)的饶风关战役、襄汉战役、仙人关战役,绍兴四年(1134)的大仪镇战役,绍兴十年(1140)的颖昌战役、顺昌战役、柘皋战役、郾城战役。在互有胜负而宋军胜多负少的相持之下,最后的郾城大捷,使金人由南下转为北退,扭转了双方在主战场上的攻守态势。由此,被称为“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才得以稳定下来,延续下去。这个延续下去,虽然常被形容为“苟延残喘”,实际上那口气喘得相当地长。直到公元1279年南宋亡,“历九帝,凡153年”,只比北宋短十几年。

  一个昏君,加一个奸相,竟能在那样凶险、复杂的局面下,“开创”出一个延续了153年的王朝?谁爱信谁信,反正我不信。

  如何判断战与和对错?

  在我们的历史课里,整个一部南宋史,就是一部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两条斗得死去活来的路线,若按策略分,一个叫主战派,一个叫主和派,若按性质分,一个叫爱国派,一个叫投降派。

  于是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主战的就必定爱国,主和的就必定投降?

  在这堂历史课里,政策和策略的制订,完全是从理念出发的,根本不考虑实力。按这种标准来衡量,赵构一旦称帝,立马就应以南京为大本营,指挥大军迅即北伐,直捣黄龙,灭了金国,救回蒙尘的二帝。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不仅没有北上伐金,反而选择了南下避敌,说白了就是逃跑。

  这样一来,这个衰皇帝从登上皇位那天起就是个逃跑主义者,自然也是个投降派———虽然严格讲,逃跑和投降还不是一回事。问题是,建炎元年五月时的赵构,手里有“大军”吗?有小军吗?实情是他连一支像样的卫队都没有!如果不跑,他很快就会成为俘虏。如果跑得不够快,他很快就会跑不掉。即便跑得已经够快的了,不是还出现了“泥马渡康王”的传说吗?若不是神仙帮忙,他就跑不掉了。那就不可能再有绍兴十二年,连建炎二年都不会有了。

  到了绍兴十一年,赵构再一次面临一个重大的政策抉择:在经历了连续七年的对金作战,从饶风关、襄汉、仙人关、大仪镇等战役,尤其是绍兴十年的颖昌、顺昌、柘皋诸战役直到取得郾城大捷之后,是乘胜追击直捣黄龙?还是以此为筹码与金人达成一个条件较为有利的妥协?常识告诉我们,判断这一抉择的对错,全看是否正确估计了双方的实力:有实力打而没有打是错;没实力打硬打也是错。可是我们的历史课是不考虑常识,不考虑实力的。历史课的判断标准简单得很:打就是对,不打就是错。

  今天的我们还有可能去做出常识性的判断吗?很难,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难,是因为那两项严重短缺。史中无数,没有留下足够的数据,使我们能借以判断双方的综合国力及其对比。我们甚至没有可靠的数据,来了解宋方在经过七年的对金作战之后,是越战越强了,还是已经消耗得快支撑不住了。虽然按常识来判断,后一种可能性更大。然后是史中无战,我们不知道那时候的仗是怎么个打法,所以也很难判断双方的作战能力及其对比。在江淮一带作战,宋军的水上作战优势起了多大作用?如果再往北打过去,这种优势还有那么大作用吗?到了北方平原上,拼的可就是骑兵了,与金国的地面相比,宋国的地面能为军队提供足够多、足够好的战马吗?能训练出足以和金军抗衡的优秀骑手吗?

  夏坚勇的《绍兴十二年》被评论界誉为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我想那幅市井民俗的图画,总得是老百姓比较地安居乐业、市面儿相对地繁荣富庶的气象吧。那么,这能不能证明此前的“绍兴和议”还是签对了?如果基本上签对了,那么岳飞所持的不顾条件无休止地打下去的主张,是不是就不一定很对了?假如我们对岳飞的看法发生了动摇,不再相信他一点私心都没有,那么对于他走错的那几步政治大棋,会不会就不再认为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的天真”了?按一种说法,当他因“妄议册立”而受到宋高宗的严厉斥责后,直到走出朝门时还脸色惨白,很能说明他其实是明白这种事的轻重的。如果有人认为,百姓安居乐业、市井繁荣富庶并不能证明“绍兴和议”签对了,必须一雪国耻迎还二圣才对,那就是史观的问题了。有个叫顾炎武的人,三百多年前就把这事儿讲得再明白不过了,他说,国家兴亡,“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可是到了三百多年后的今天,这个话却难得一见了,到处看见的都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就是不同史观的分水岭。

 

责编:龚晓菲

扫二维码上移动长江网
分享到: 0

文娱社会

财经健康

旅游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