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称诱惑太多身体衰退,新作遥遥无期

2016-09-26 09:52 来源: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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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可能是完蛋了,只希望明年,到了明年一看,明年又完蛋了,我发现生活就是这样,现在的生活比我当年写小说的时候丰富多了,事情也多,诱惑也多。”三年前,在推出饱受争议的《第七天》后,作家余华就一直再无新作品出炉。日前,当他亮相清华大学一场讲座时,不免会被询问,新作到底什么时候推出,而他给出了这样这样的回答。

  写《许三观卖血记》时的生活很安静

  余华说,今年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跑来跑去,“今年一年都在跑,马上又要出国去,一直在国外,今年不知道为什么跑那么多”。他本来希望下一部长篇能够快点写完,但是今年基本上没怎么写。

  谈到这个话题,余华不禁回忆起自己写《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家里刚刚装了一部电话,但基本上没什么人给他打电话。那时他在北京写《许三观卖血记》,莫言在高密写《丰乳肥臀》,两个人大概两个礼拜通一次电话,还有另外两个朋友有时会给他打电话,除此之外生活很安静。现在有了手机,接(座机)电话的时代基本上已经过去了。

                                

                                                                            余华在清华大学演讲

   余华参与的是一场名为“活着,在现实之中”的讲座,从2006年《兄弟》下册的出版到2013年的《第七天》,他一直饱受争议。在讲座上的大部分时间,他依然在回忆自己从走入文坛到创作《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往事,针对《兄弟》的争议,他只说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态变得更加保守、写作变得更朴素。

  随着年龄的增长,余华认为自己的创作冲动和灵感并没有衰退,刚开始写作时的很多困难在不断地成熟中,越写越觉得不是困难,但是身体的确会衰退。写作不是脑力劳动,而是体力劳动,需要很好的身体来支撑,要长时间打字而完全忘记自己的存在。“我记得我在写《兄弟》的时候是40多一点,那时候还能在这种状态里维持一两个小时不出来,一口水都不喝。我家人都知道,我在写作的时候,把书房门一关,他们是绝对不会叫我的,吃饭都不叫我。现在我能撑半小时就不错了,体力确实不行了。”

  而谈及2005、2006年《兄弟》出版时,惹起的巨大争议,余华称自己觉得很惊讶,为什么很多人不理解自己的作品。“我原来以为搞文学的人不关心社会,我可以理解,后来我发现有一些做投资的甚至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他们也不了解社会,可能他们脑子里边就想着怎么挣钱,搞文学的人就在象牙塔里想着什么是文学。”《兄弟》下册写了中国改革开放后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的时代,“我那时候希望中国的社会形态趋向于保守,要不这个社会确实是乱套了,也可能是我个人自己也开始慢慢趋向于保守”。余华认为,随着自己年纪越来越大,他看问题变得和年轻时不一样,会更加“接近于本质的东西”,作品也会变得更加平凡和朴素。

  写作只是因为不想做牙医

  余华也回忆起自己当年刚刚开始写作时的故事,他白天做牙医,晚上写作,后来院长告诉他,他上班的时候经常打哈欠,因为晚上熬夜。他说他写作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不想做牙医,如果当年不做牙医的话,他可能未必是作家。“因为太不喜欢那份工作,每天看人家张开的嘴巴,而且向你张开的还不是健康的,都是有病的嘴巴。”当牙医对他写作最大的影响是,他的作品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血淋淋”的。

  令余华印象很深的是,1998年1月,他和另外三位中国作家一起去意大利参加远东地区文学论坛,发言的题目就叫“我们为何写作”。余华写的文章就是为了不做牙医,而莫言写的是,他那时当哨兵站岗,发现进出的人里,穿皮鞋的是军官,穿球鞋的是哨兵,他想写稿子挣稿费来买皮鞋。王朔写的也类似,只有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苏童写的是在学校里热爱文学,“但是那小子听完我们三个人的发言以后,认为他的发言很无耻。”

  对余华来说那是一个非常幸运的时代,1983年左右他开始发表短篇小说,那正是文革结束之后文坛青黄不接,许多文学杂志刚刚复刊或者创刊,文革后复出的王蒙、张贤亮一批作家,加上王安忆等刚刚冒出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加起来还不够填满文学杂志的版面。那时的编辑们还在很认真地读自由来稿,余华写完小说后寄给编辑,就可以发表。到1985、1986年,自由来稿已经没有一个编辑在读,全都扔在麻袋里被收废品的拿走了。“如果再晚两年,我现在可能还在拔牙,差不多已经退休了。”

  责任编辑:陈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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