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 我在常州老家的岁月

2017-03-15 08:35 来源: 腾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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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曾祖父号润之公,祖父号逢吉公,都是号,名字我都不知道。父亲名保贻,号企言。母亲徐雯。我最大的姐姐是三姐,因为大姐、二姐小时候就去世了。我的妈妈生三姐、四姐、五姐、我、九妹,共五个孩子。我父亲一个姨太太生的老七去世,又生一个八妹,这样,我的妹妹就是九妹了。我排行第六。

  我的曾祖父很有名,《常州府志》有记载。太平天国把我们家打光了,就穷下来了。我的曾祖父在太平天国之前就办工业,那时是手工工业。常州纺纱织布到今天还是有名。常州虽然穷,但有一个特点,没有失业的人。农民家里都有在城里做工的人,不单是种田。

  家里有一个老姨太太,可能是我曾祖父的姨太太,她养一只大猫,有八九只小猫,每天晚上睡觉,要把它们的脚洗干净。猫的规矩大得很,大猫管理小猫,开饭吃东西,小猫想吃桌子上的东西,就把大猫放在桌子上,小猫一上来,大猫把小猫一打就打下去了。

  我家在常州住的巷子叫青果巷。青果巷有意思,瞿秋白、赵元任、我都住在青果巷,我们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瞿秋白家很穷,租人家的房子住。赵元任家的房子叫八桂堂。我们家的房子叫礼和堂。我们家的房子是明朝造的,了不起,很旧了也不能拆掉,旁边就造一座新的房子,连在一起,房子有好几进。我们住在新房子里,旧房子租给人家。我们家在运河边上,前门在路上,后门在水边。我们住在河的北面,我要过了河去上学,河没有桥,只有由船连起来的渡桥,人在船上走过去。大船来的时候,摆渡船就分开,叫开渡,大船过去之后再合起来,人又可以走来走去。

  我大概三岁开始,常常跟祖母在一起。我的祖母住在河旁边的房子,大玻璃窗,有月亮的时候特别好。祖母教我念唐诗。祖母娘家是一个大家,在女孩子时受很高的教育,那时候没有新式学校,她在妇女中是了不起的,打官司她拿起笔来能写状子,很有学问。我记得一件奇怪的事情,祖母要吃补的东西,吃奶,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是牵着一头牛到家里来挤奶。此外,妇女挤人奶给老太太吃,她的身体特别好。

  我的父亲当教员,当时常州只有两个中学,一个男中,一个女中,父亲就在女中里教书。后来父亲办一个国学馆,收学生,教古文。我跟父亲很少在一起,不过我的印象中,父亲的脾气还是很好的,他并不固执,那时候提倡白话文,他教古文,可是不反对白话文。我们跟着母亲到了苏州,我的父亲跟姨太太还是住常州,家庭穷了,就分裂了。

  我的母亲对我影响大。母亲是读老书的,没有进过新学校,她的文笔不行,我的祖母的文笔很好。祖母是高级知识分子,母亲是普通知识分子,她看书没有问题,可是写文章不行。我的母亲性格温和,向来不生气,她常说一句古话:“船到桥头自然直。”不要着急,着急也没有用处。她经过那么多困难,到九十六岁去世,头发黑的,耳朵不聋,眼睛也不花。

  抗日战争时,我们到了四川,我的父亲和姨太太避日本人到乡下。抗战没有结束,他就去世了。我听说,他去拔牙,弄得不干净,中毒,大概是这样去世的。他的姨太太也是晚一点在抗战期间去世了。

  上小学之前,我们家请了中文、英文、舞蹈老师,教我的姐姐们。我年纪太小,没有条件上她们的课。我就去偷看,家里买了一架风琴,一位女老师教姐姐们唱歌跳舞,一位年轻的男老师教英文,一位老先生教中文。

  我没有上私塾。我小时候读书读得不多,家里只有我一个男孩,溺爱我,说:“不要压他读书,早读书身体不好。”当时我妹妹还没有生,我的姐姐大,不跟我玩。我就到我们家的房客那里,他们的女孩子跟我差不多大,我跟他们玩,他们大人不让我玩,说女孩跟男孩不能一起玩。我一个人很孤独,没有玩的伴侣。后来上小学就好了,同学多得很。

  每年过年一定要拜祖宗,一代一代有好几个大小的厅,有画像,这种画像画得很仔细,平时收藏起来,过年才拿出来,挂上要叩头。一抗战,我们逃难,东西都没有了。打完仗,我到美国,看见宾馆里就挂着我们中国人祖宗的画像,价钱贵得不得了。

  常州亲戚很多,可是小时候叫的伯伯、叔叔,大名一个都不知道,后来我是一路往外跑,从常州到苏州到上海到外国。常州几十年没有去,80年代,常州举行一个纪念瞿秋白的学术研讨会,我去了。常州是出篦子的,《十五贯》里就是拿十五贯的钱到常州买篦子。我想买些篦子回来,结果买不到。我住在一个当时算最好的宾馆,在四层楼,外面下大雨,房子是漏的。

  可是常州在中国来讲,是电气化最早的城市。沪宁铁路是最早发展的地方,常州在沪宁铁路的中心,最早办了一个发电厂,发电厂的电输到整个沪宁铁路。常州乡下很早就有电灯了,而且用电来搞小的发电机打水,所以常州没有荒年,农业发展很早。

  二、

  我长大一点,大概六岁了,进了小学。进小学的印象我到今天还记得,刚刚开始创办新式小学,听说已经创办了两个学校,我们这个小学是第三个。我们的小学叫育志小学。这个小学原来是一个庙,我们家的男工带我去看,把庙里的菩萨一个一个打掉,怎么打呢?把绳子套在菩萨的脖子上,一拉,卟隆冬,就破了。把菩萨都搞光,把庙收拾收拾,就成了小学。那个房子里面都是麻雀窝,麻雀多得不得了。我们下了课,小学生很淘气的,架一个梯子爬上去,把麻雀蛋拿出来,吃了。麻雀就在那儿飞,一边飞,一边骂我们。

  还有一个有趣味的事情,提倡男女同学。那时小学可以男女同学,中学、大学不行。小学是这样子的:男生、女生分开的,一进门,女生在女生部,男生在男生部。上课,课堂里一排排的座位,男生先坐好,教师来了,然后,女舍监领了女生坐在旁边;下课,女舍监把女生排了队带出来,男生才出来。虽然在一个课堂里,实际是分开的。还有更麻烦的,中午吃饭叫送饭,家里烧了饭,送去吃的,有女孩、男孩同一个家的,不能一起吃,要分开来吃。后来就改进了,可以一家一起吃。那时候男女同学根本是分开的。

  人家一直说,我们那个时候,不论小学、中学,老师水平好得不得了。府城只有三所小学,这是刚刚开头新兴的,了不起了。小学读的课程是国、英、算,那时候小学要读七年,学日本制度,四年初小,三年高小。本来要七年毕业,我的成绩特别好,六年就给我毕业了。其实这样不好,因为许多功课是衔接的,少读了一年,就断掉了,进中学就不方便。

  我离开小学就没有常州的家庭生活,到苏州了。我们家过年过节规模大得不得了,客人从早到晚来访。我母亲决定到苏州的原因之一就是家里穷了,常州的生活过不下去了。家里穷了还要顾着面子,这就活受罪。我记得我们家天天要送礼,专门有一个男工,一家一家送礼,这种生活不合理。所以,我母亲决心离开常州到苏州。

  我小学毕业以后不久,就搬到苏州。在苏州起初是住自己的房子,我们在苏州有一所很大的房子,好几十间,但是破破烂烂的,后来就卖掉了。我们租人家房子住,租一进,几间房。

  常州、苏州、上海很近,但是常州就落后,苏州思想进步一点,上海思想更进步,这个很明显。常州人说:“中学毕业很好了,用不着进大学了。”苏州人说:“中学不行,一定要大学毕业。”上海人说:“大学不行,一定要留学。”一个地方差那么一点点,思想不一样。地理条件跟社会问题有密切联系。外国的新思想、新生活都是从上海传到苏州,再传到常州。

  三、

  大概因为我读了六年就算小学毕业了,不能进入常州中学。我十二岁小学毕业了,自己也搞不清楚怎么把我送到镇江中学去,大概是学校里面有老师是和我们有关系的人,有人照顾。我到镇江,不习惯。在镇江待了不到一年,又回来了。镇江也是江苏的大地方,回来的理由大概是年龄太小,不能适应,我就记得镇江中学其他的同学都是比我大得多。

  回来后,我就进常州中学的预科读了一年。常州中学的好处是预科非常好,因为每个学生不同科目的水平不同,假如你的国文不好,读预科就补国文,数学不好就补数学,英文不好就补英文。在预科,我的记忆当中主要读古代的东西,最重要是读了《左传》。一年预科,四年正科,结果小学读了六年,最后还是七年。

  常州中学的创办人是屠元博,常州中学有一个塔纪念他。这个人了不起,他在清朝末年就跟孙中山在日本一起闹革命。每年冬天,他偷偷地回到常州,辫子已剪掉,头上戴着帽子,戴上假辫子。那时候男人可以骑马骑驴,他不敢,白天也不敢活动,晚上坐轿子,戴帽子在常州搞革命,其中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创办常州中学,是清朝最晚的时候创办的,等到办好,已经是民国元年了。屠元博的父亲叫屠寄,《辞海》里有他的名字,他是历史学家,清朝末年京师大学堂的教授,一早就让儿子到日本去了。屠元博是孙中山的左右手,民国初年有国会,不同的党都有议员,同盟会的议员小组叫同盟会党团,要有一个头头,叫党魁,就是屠元博。后来北洋政府时的党派斗争很厉害,据说,人家就请了屠元博吃饭喝酒,酒里面放了毒药,把他毒死了。屠元博的儿子叫屠伯范,是我的姐夫,我的三姐嫁给屠伯范。屠伯范在日本学化学,和郭沫若是同班同学。

  江苏省是教育发达的地方,一个府只办一个中学。没有大学,大学就是教会学校。常州府就开了常州中学,四周好几个县都属于这个府的,要到这个地方来读书。教员集中了一些水平很高的进步人士,给我们影响特别大的是一位中文教师叫吴山秀,那时的中文教材都是文言文,可是他解释这些文章时,就发挥他的思想,给我们印象深刻。

  我们学校要请一些有名的人来演讲,叫做“名人演讲”。有一个小组专门请名人来演讲,这个小组也请吴山秀来讲。吴山秀是自己人,黑板上写好了“名人演讲”,他用笔把“名人演讲”改成“各人演讲”。他提倡白话文,可是当时白话文不进课堂,他就在课外教我们看白话的东西,写白话的文章,把许多五四运动的思想在中文课上灌输给我们,我们这些小青年对他非常钦佩。

  常州中学都是男生,没有女生,一定要住在学校里面,一个星期只能回家一天。特点是上午上三课,每课五十分钟,下午是游艺课。什么是游艺课?自己选课,假如你喜欢古典文学,可以选古文;喜欢书法,可以选书法;喜欢打拳,有两位老师教打拳,一位教北拳,一位教南拳;喜欢音乐,可以选音乐,音乐有国乐、外国音乐两门。有一位很有名的音乐家刘天华就在我们学校教音乐,音乐课的乐理就是他上的。刘天华在学校搞一个军乐队,每到4点钟,就在学校里一面演奏一面绕一个大圈子,听到军乐声,大家都休息了。刘天华的哥哥叫刘半农,弟弟叫刘寿慈。

  游艺课不用考试的,考是没有必要的。这个课程你有兴趣,会学得好的,用不着考。考得很好,不一定学得很好。

  大家读书很用功。老师并不是追着你,给你很大的负担。常州中学教古书的能力很高,英文水平很高。学生到大学里,就能用英文了,不是像今天到大学还不能用英文,还要补英文,那就苦了。还有一点,中学时读世界历史、世界地理都是用英文课本,化学、物理、生物学都是英文课本。一直到今天,好些外国地名我都只记得英文地名,中文地名记不了。

  吕叔湘我是中学同学,比我高一班,我们在读书时就认识了,我很钦佩他,他从前在家里读古书,我没有读,他会背《诗经》,我不会背。后来我搞语言,他是真的语言学家,我是假的,跟他往来很多,而且他的观点跟我一样。因为语言学界有许多观点是不同的,吕叔湘的观点跟我一致,所以相处很好。吕叔湘的哥哥非常有名,叫做吕凤子,是画家,也在常州教图画,我的父亲教中文,吕凤子跟我父亲很要好。

  那时候读古书很重要,我的老师是教古文,但是提倡白话文,又不能教白话文,写文章主要写文言文,白话文写得好不算数。我在读中学预科时,补读古书,特别读《左传》,一篇篇地背,那时候古文进步得快了。我的老师教《古文观止》,他喜欢韩愈,因此我们大家都跟着他喜欢韩愈。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很糊涂的。那时候记忆力非常好,所以读了很多古书。我有一个同学叫史松培,溧阳人,那时候自修室一张桌子两人用,我跟他一个桌子,受他的影响,他从小就读许多古书,我很羡慕他。他很用功,清早五六点人家还没有起来,我们就起床,我跟他念了许多古书。史松培后来去读东吴大学,我们没有联系了。我很怀念他。

  四、

  五四运动不是学生上街那么几天。清朝末年思想激荡很大,现代化的思潮到“五四”达到一个高潮。五四运动在全国影响大,范围广。我也受五四运动的影响。

  五四运动对我们来说,有几个概念,一个概念是要搞白话文,一个概念是要爱国,反对帝国主义。五四运动是老师引导我们,出去反对帝国主义。一个人拿一根旗子,上面写 “同仇敌忾”几个字,我们都不懂,老师叫我们写就写。我到茶馆去演讲,茶馆里的人都停下来听我演讲,看不见我的人。我个子长得很慢,当时很矮小,一个客人就把我抱起来站在桌子上面讲,茶馆里面的人起劲得不得了。

  五四运动是相当普遍,小地方都有活动。五四运动的确是广泛的思想活跃的时候。我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一个高潮。“五四”提出的口号“民主”、“科学”完全正确,解放后要抨击“五四”,这是错误的。仔细研究,“五四”时的文章没有整个否定传统,对儒学也没有完全否定。有人考证,“打倒孔家店”不是“五四”时提出来的,是后来提出的。

  五四运动的先锋是白话文运动。这个现象好像非常奇怪,后来胡愈之的解释非常好,他写过一篇文章,说:西欧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语文运动为先锋,中国的启蒙运动也是以语文运动为先导。

  五、

  我考大学有趣味。我报考了两个大学,都考取了。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是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变成东南大学,后来又变成中央大学,今天是南京大学。为什么考两个大学呢?有几个比我高的同学劝我去考圣约翰大学,我到上海去考圣约翰大学,考取了。可是圣约翰大学贵得不得了,一个学期就要两百多块银元,我家里到我读大学是最穷的时候,没有钱。那时候每个大学考试的时间不一样,就再到南京去考,也考取了。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不用学费,那么,我就准备去南京。我的姐姐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朱毓君听说我考进了圣约翰大学不想读,她对我姐姐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进圣约翰大学又不进,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我去问我妈妈借,让他去上学,上了学以后再想办法。”她的妈妈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有皮箱,里面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她们家也在苏州,她妈妈很喜欢我,老太太待我很好,她的箱子放在后房,多少年也没有去开,没有用的。有出戏叫《借当》,借东西来当。这样我就上了圣约翰大学。

  考大学很有意思,我们那时候考大学要考六天,8点钟到,真正考试是上午9点到12点,三个钟头不能停,下午1点到4点,一天六个小时,笔不停挥。考试的范围早已告诉你了,学校招考的小本子写明要考什么书,可以说没有舞弊,为什么呢?题目多得不得了,六天当中只有一天用中文,其他都用英文,题目多得你要笔不停挥。你想打稿子,不行,一打稿子,题目就做不完,舞弊是不大可能的。已经告诉你材料都在这里面,不要叫你猜,不捉迷藏,现在考试是捉迷藏。题目很多,就是叫你秉笔直书,写不快,就不行,怎么考,都公开的。而且很奇怪,今年招考多少人是没有数目的,七十分及格,及格的都收,哪年没有及格的,一个也不收。所以跟今天的考试方法完全不一样,没有名额,我们那一年,凡是及格的都收,宿舍不够,就把另外一些房子临时改成宿舍,跟今天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考上不难,只要把指定的那些书搞清楚就行了。

  还有一个笑话,上圣约翰大学报名要照片,我的同学关照我:“你最好拍一张西装照片。”因为我在常州不穿西装,土得很,也不知道西装怎么穿的。到照相馆去拍照,照相馆有西装准备拍照用的,照相馆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样打领带、领结。闹了一个笑话:他给我戴了一个领带,再戴一个领结。照片寄到上海,我的同学大笑,赶快寄回来,要求重拍。

  1923年,我从苏州坐火车到上海。从火车站下来,坐电车到静安寺,静安寺再往西,就是田野了。租了独轮车到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在上海梵王渡,今天就是中山公园那边。独轮车是什么时候有?大概九百年,所以坐独轮车上圣约翰大学在文化上跨过九百年。古老的中国要到教会学校学外国的东西,文化历史跨过九百年。

  有趣味的事情是,进大学第一次去报到,给我一个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话拼的罗马字,这是学校规定的标准,在学校每一个地方签名,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学校的管理就按照罗马字来管。我一进学校就懂得什么是罗马字管理法,这是科学管理,到今天中国人都不懂,圣约翰的总务部是没有几个人的,管理起来好得不得了。这件事情印象很深,这就是外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到美国去工作,可以说,我在工作当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每一个环节都是高效率。人家问:“为什么美国人比别的国家富?”一天的工作要相当于好几个外国人,财富是这样来的。我到美国才知道,日本有一个调查团,调查美国人的办公效率,调查了几个月,写成一个报告,结论说:一个美国人可以抵十五个日本人。真是不一样,那时候电话当然还没有今天好,我才知道用电话的方法跟中国人不一样,在中国根本不重视效率,中国人办公的方法远不如他们。我训练到这个习惯:做事情一定要讲效率。

 

责编:张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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