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三八节” 一切仍在路上

2017-06-27 09:20 来源: 新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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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唐山

  (原标题:三八节,丁玲之惑仍待解答)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一文。正是这篇3千字的文章,改变了丁玲的人生——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饱受洗礼,1958年遭“再批判”,被下放到黑龙江垦区劳动12年,后被关入监狱5年。

  从《三八节有感》文本看,两点易惹争议:首先是批判现实,其次是对女性解放运动进行了深刻反思。

  丁玲  女子为制造人种机器

 

  中国近代女性解放思想始自西洋传教士,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曾说:“东方半教化之国,其待女人皆不平等……不释放女人,即为教化不美之见端。”

  1882年,康有为路过上海时看到《万国公报》上西洋人嘲笑缠足的文章,回乡便成立了戒缠足会。戊戌变法时,他上书光绪皇帝,认为缠足是国耻,即“最骇笑取辱者,莫如妇女裹足一事臣,窃深耻之”,可在奏章中,康有为接着写道:“女子为制造人种机器。”将缠足定义为“害种之事”。

  辛亥革命前后,虽有“男女平权”的呼声,但基本认识仍停留在“男女未能平均负责”乃中国“积弱之原因”的层面上。换言之,女性解放只是手段,改良国家才是目的。于是,男性成了女性解放的主体,女性却成了旁观者。

  通过制造舆论舆论、树立典范、变革教育、创造节日等手段,男性将女性绑架到解放的战车上。

  太平天国是男女平等吗

  这种绑架的结果,反而复活了传统中的恶例,如将太平天国奉为榜样,称洪秀全是男女平等的先驱,可事实如何呢?

  太平天国从金田起义到兵临南京城下期间,一路被清军围追堵截,兵员损失严重,不得不大量使用女兵,以致定都南京后,依然习惯性地大量征用女性劳动力,但这绝不等于是男女平等。

  据史料记载,太平天国女性“每日黎明出黄昏返”,需“尽日挑抬”,且“不中程者,鞭挞随之”,“役同牛马”,导致“役使工作磨折以死者不可胜计”。金陵女馆1853年从夏到冬,减少了1.3万人,到第二年夏,又减少1.3万人,占全部比例的20%。

  一位外国人这样描写当时的东王府:“见到约有五百个雇佣妇女,有的是送信的,有的做饭,有的做鞋,等等。每天早上八点,约有八百到一千穿体面衣服的女人跪在他的门口听候吩咐。我们听说这些妇女多是牺牲在战场上的太平军的妻子、亲戚或朋友,来到这里听候使唤。”

  太平天国给予的是女性受奴役、受压迫的权利,而非平等做人的权利。

  2百人的节却来了2千人

  1920年3月,维经斯基奉共产国际之命来上海。他建立了“外国语学社”,该社学员少时二三十,多则五六十。据包惠僧回忆,“当时党的一些公开的或半公开的集会,如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纪念会,纪念五一劳动节,马克思诞辰,‘三八’妇女节等集会都是在这里举行”。

  1921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外国语学社”首次秘密举行纪念“三八节”的活动,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在会上发表了演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三八节”。

  “三八节”的来源至少有四五种说法,联合国网站上也只是罗列了20世纪初的一系列妇女运动,并未明指为何选在这一天。

  早期“三八节”定在3月18日,著名共运领袖蔡特金曾说:这是为纪念1871年3月18日法国妇女在巴黎公社起义中的英勇表现。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苏联顾问鲍罗廷夫人对国民党当时的妇女部部长何香凝谈起“三八节”,何立刻响应,同年3月8日,广州举办了首次公开庆祝“三八节”活动,从此“三八节”影响不断扩大。

  “三八节”是国际劳动妇女节,可当时广州职业妇女仅2百多人,参加活动的却超2千人。可见,“三八节”内核从一开始便被改写,1925年时,该节最终被格式化为这样的语句:“国民革命不成功,中国妇女不能得到初步的解放,全国妇女不参加革命,中国国民革命也不会成功。”

  总之,女性的自我价值最终要依附于革命来实现。

  越解放便越失去自我

  在《三八节有感》中,丁玲对女性解放运动的逻辑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她无法理解:为什么在革命队伍中,女性依然要以嫁个好丈夫为目标?为什么离婚女性依然受歧视?为什么女性并未摆脱从属地位?为何有了平等的大环境,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仍无法消除?

  丁玲也曾努力将自我融入到时代潮流中去,国统区记者这样描写延安时期的丁玲:“很随便地抽起卷烟来,烟抽得很密,大口地吸进,大口地吐出,似乎有意显示她的豪放气质。”丁玲的朋友陈学昭则多次提到丁玲粗糙的皮肤、矮胖的身材、灰色的军服,说她声音洪亮,女性特征几乎消失了。作家萧军在日记中多次记录了丁玲张口带出的脏字。

 

  然而,丁玲意识到,虽然自己被改造为半男人,获得了形式上的平等,但她的人格并未得到真正的尊重,甚至落入了越解放,便越失去自己的怪圈中。

  “五四运动”以降,女性被封为“国民运动中间的劲旅”。1930年12月,鄂豫边特委说:“妇女斗争每一发动,即表现异常积极,时常走上了农民的前线,农民反而落后了。同时也因为这种关系,农民感觉妇女斗争过于激烈,常有不满意的表现,但妇女却还是毫不顾忌的。”女性被时代需要所套牢,但她们真的会从中受益吗?如果结果背叛了她们,她们该怎么办?

  《三八节有感》所隐喻的那些问题,其实很难回答。

  妇女为何没顶住半边天

  在铺天盖地的批判声中,《三八节有感》作为“大毒草”,一度销声匿迹,但丁玲提出的问题却未消失。

  1949年后,“妇女能顶半边天”风靡一时,但妇女真的顶住半边天了吗?

  不否认,女性地位空前提升,有了更充分的参政议政权,在大中城市中,基本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可代价是,她们只能屈从于男人制定的标准——她们依然是男人“改造”的对象,物理的裹脚布被拆除了,精神的裹脚布仍存。

  到“文革”时,“半边天”有了准入资格,据黄薇《自我与他我——中国的女性与形象(1966—1976)》一书的研究成果,当时只有5种人具有当“半边天”的资格。

  其一,“三忠于,四无限”的忠诚女性,如顾阿桃、吴桂贤等。

  其二,“敢作敢为”的女红卫兵,如谭厚兰、宋彬彬等。

  其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铁姑娘”形象,如郭凤莲、黄帅等。

  其四,永远“扎根”农村的女知青形象,如邢燕子、侯隽等。

  其五,“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战士形象,如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等。

  这些“半边天”的女性特征均被精心地掩藏起来,她们比男性英雄更豪迈,可当时人们又无法接受双方都是男人的家庭,于是,“样板戏”中的女英雄如李铁梅、柯湘、方海珍等只好被写成没有婚姻生活的女光棍,只剩下“党的女儿”这一身份。女性解放反而将女性自己逼入了价值的死胡同。

  事实证明,女性解放是一个漫长的事业,并不是几个运动、几句口号、几番头脑风暴便能解决问题,它需要几代中国人的持续努力。

  百年“三八节”,一切仍在路上。

  本文参考资料:

  1、《“娜拉走后怎样”: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及阶级革命》,作者黄文治,《开放时代》2013年第4期。

  2。《国家建构语境中的妇女解放》,作者杨剑利,《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3期。

  3、《革命、仪式与性别——国际妇女节的传入与国民革命时期的国际妇女节》,作者周蕾,《妇女研究论丛》2011年3月号。

  4、《解放与塑造:国民党的“三八”妇女节纪念(1924—1945)》,作者余懿,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硕士论文。

  5、《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与太平天国妇女解放问题之辨析》,作者王晓南、廖胜,《天府新论》2000年第3期。

 

责编:张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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