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崇祯《松江府志》看松江士人的实学思想

2017-09-08 08:12 来源: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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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汇报讯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上海要“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吸收世界文化精华、弘扬海派文化品格”,将上海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这是一个立意高远的美好愿景,也是一个涉及很广的宏大课题,其中包括对海派文化来源的发掘、梳理与研究。上海在单独设县以前属于华亭县一部分,单独设县以后属于松江府一部分。近代以前,上海一直浸润在松江文化中。海派文化在近代以来才形成气候,松江文化是海派文化重要源头。海派文化的一些基本元素,诸如务实性、世俗性、开放性,在松江文化中都有丰富表现。要阐述松江文化与海派文化的渊源流变,自非这篇短文所可承载,这里仅从崇祯《松江府志》的内容,来看松江士人的实学思想,进而分析其与海派文化的内在脉络。

  崇祯《松江府志》有初刻本与重订本两个版本,分别刊行于明崇祯三年(1630)与崇祯四年。重订本仅存残本,比较流行的是初刻本。本文所述均基于初刻本。此志主修为时任松江知府方岳贡,主纂为松江著名学者陈继儒。与此前或此后的其他《松江府志》相比,此志一个鲜明特点,是相当务实与开明。一般说来,志书记一地史实,多隐恶扬善,誉多贬少,而对于负面内容多一带而过。此志虽然对正面内容也一一叙述,但对在常人看来的所谓负面内容也不加讳饰。用方岳贡的话来说,即“以志吾过而已”。正因如此,此志有许多关于当时民生疾苦的记述,也有许多不为他志所载的内容。

  比如,志书收录徐献忠《布赋》,记述一家男女分工纺纱、织布、售布的情形:一家起早贪黑,或去棉籽,或弹棉花,或纺纱、织布,然后持布到市场去卖。“织妇抱冻龟手不顾,匹夫怀饥奔走长路。持莽莽者以入市,恐精粗之不中数,饰粉傅脂,护持风露。摩肩臂以授人,腾口说而售我,思得金之如攫,媚贾师以如父。幸而入选,如脱重负。坐守风檐,平明返顾。”正当主妇洗好锅、备好水等待丈夫以卖布之钱买米回来烧饭,不料丈夫哭丧而归,告知途中遭恶吏盘剥勒索,连本钱都被抢去了。(卷六,《物产》)书中附录张世美《织布词》,述织布之苦以及纺织在百姓生计中的重要性: “寸纱尺缕自纺绩,车经架刷趁风日。朝来喜得上机轴,家人不厌当窗织。当窗织,急生计,口食相关殆非细。泖上有田岁不熟,日资一匹聊洽济。朝织暮纺勤所为,机声轧轧犹嫌迟。阿婆近前催迫语,邻家易米待同时。” (卷七,《风俗》)书中直述松江因为重赋而带来生活困难,“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媪晨抱棉纱入市,易木棉花以归,机杼轧轧,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获,轮官偿债外,未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在此。”(卷七,《风俗》)书中详细介绍沿海盐场工人晒盐熬盐之辛苦,记述一位负盐妇,其丈夫与小儿均战死沙场,大儿在军中生死未卜,家有公婆亟需赡养,自己只好负盐去卖。“负盐妇,何劳苦,百结青裙走风雨。雨花洒盐盐作卤,背负空筐泪流雨。”(卷七,《风俗》)这些记述,贴近民情,同情百姓疾苦。对于当时松江地区重赋问题,志书多处表示相当的不平之意。这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书中动态性地记述了自正德以后一百多年间松江风俗的变迁,涉及二十四个方面,包括乡饮、婚娶、丧祭、赠赙、宾宴、冠髻、服饰、履袜、组绣、布缕、染色、几案、舆盖、舟楫、室庐、园林、迎送、缇帙、楮素、巫医、方外、优剧、声妓与憧竖,总体趋势是由俭趋奢,由简趋繁,其始作俑者,“率巨家势阀先之”。将批评矛头对准巨家势阀,也需要一定的勇气。当然,这二十四变,每变都是很好的社会史资料。比如,述室庐之变,称松江城里,原先只有少量厅事堂楼,乡绅多居城外,现在情况大变,“今缙绅必城居,故宦宅第,转展相售。居必巧营曲房,栏楯台砌,点缀花石,几榻书画,竞事华侈”。书中认为,如果要改良风俗,必须自士大夫开始。(卷七,《风俗》)

  最为了不起的地方,此书破天荒地把天主教传教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作为“游寓”人物记录在册:“西儒庞迪我,利玛窦之门人也,精于天文地理技术,宗天主教,由海外抵香山 ,至留都,遂游云间,士大夫多崇礼之,而徐宗伯光启尤敬事焉。制器甚精巧,如西洋炮,试之辽左,尤有奇效,奴虏闻之胆落。相 目长髯,坦易近人,非礼不动,有中华大儒之风。他著述甚富,不胜书。凡用物名目、种类特创,并西字记号二十,形象各异,不能殚记,详其门下西海耶稣会士邓玉函口授《图说录最》一书,关西王公徵有序”。(卷四十四,《游寓》)书中如此高度评价庞迪我,称其“有中华大儒之风”,为其他志书所未之见。此志崇祯四年版的《游寓》人物传中,将“庞迪我”替换为“利玛窦”,记述文字基本相同,只是删除“利玛窦之门人也”数字,另在“徐宗伯光启尤敬事焉”一语后面,加了“入京都,卒,神庙特恩赐葬”,其余文字均同。查现在所能见到的各种利玛窦传记,均无利玛窦来松江的记录,此志不知何据。

  晚明的松江地区,涌动着浓厚的实学思潮,为学讲究实际、实在、实用,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徐光启、孙元化等讲求农学、兵学、西学,陈继儒讲求有益地方经济、社会的实际之学。陈子龙、夏允彝等人组织的几社,便以经世致用相号召。《明经世文编》的编选者凡24人,包括陈子龙、夏允彝在内,全部是松江府人,其中20人为华亭县人。这些人中,有12人为进士,其余也都有举人或监生功名。对此书支持最力者,一是方岳贡,二是陈继儒。前已述及,在崇祯《松江府志》中,方、陈二人,一为主修,一为主纂,夏允彝也是编纂者之一。由此可见,崇祯《松江府志》中对于社会现实状况的记载,其实是松江士人实学思想的具体运用。

  明清鼎革以后,江南地方势力遭到朝廷严重打压,以松江为中心的实学思潮也有所沉寂。康熙朝所修《松江府志》,反映民间疾苦的内容大为减少,庞迪我的传记也从《游寓》中删除。但是,松江文化中讲究实际、实在、实用的传统还在潜滋暗长。道光年间,上海开埠以后,这一传统便在上海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助李善兰等刻印《续几何原本》的韩应陛,海派书画家胡公寿,以倡导经世之学著称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钟天纬,创办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著名天主教徒、实业家朱志尧等,都是松江府人。

责编:刘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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