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新一代乡贤回归

2018-02-09 07:54 来源: 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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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报讯(文/冯俊锋)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乡村是我们的根,乡村社会不管在哪个朝代都是维持稳定,促进繁荣的重点目标。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由农耕文明迈向工业文明,传统的乡村模式不断被打破,乡村村落呈现出工业社会、农业社会和现代社会三大历史性变迁的“层叠社会形态”。改革开放后,农村很多青壮年“能人”纷纷转移到城镇,4年前我在川北部分县乡实地调研发现,农村约有53%的农户全年外出,约71%的劳动力在外务工,约94%的青壮年常年在外,在家务农的劳动力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大量农户外出造成了农村“空心化”现象,土地撂荒现象相当普遍,个别乡村甚至出现“刁民”群体化、成为乡村社会秩序的“主导人”和“决策者”的现象,导致村庄自主生产价值的能力快速衰落,村庄共同体本身在逐渐解体,农村治理进入困境。
  2018年2月4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指出:“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关键”,号召“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要实现“共谋、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现代化,需要从中国数千年优秀文化传统中寻找与当前乡村治理、经济结构相结合的破解乡村治理困局的药方,探索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协同共建的路子,给“失血”严重的乡村注入鲜活的因子。“乡贤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农耕文化在乡村的表现形式之一,“乡贤”一词盛于明清,“士大夫居乡者为绅”,所谓“世之有绅衿也,固身为一乡之望,而百姓所宜矜式,所赖保护者也”。退隐乡里的为官者成为乡贤阶层的主要构成部分,他们重构了乡村经济与社会秩序。我国古代乡贤一般拥有较高的身份地位和渊博的学识,因为具有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特点,在乡村治理中有较高的话语权。比如明朝时期的兵部尚书魏骥告老还乡后,在家居住20余年,为解乡民水患之苦,多次向当局提出修水利,还亲自主持修筑麻溪、西江、白露、湘湖、瓜沥等处塘堰及徐家、螺山、长山等水闸,深受百姓爱戴。乡贤既了解当地老百姓的生活状态,亦有能力向官府传达乡民的呼声,千百年来形成中国农村特有的“乡绅治村”现象,于我们今天的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仍然具有借鉴和启迪意义。只是,传统的“乡绅治村”是统治者为了稳定其统治基础,借助于乡绅的力量,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是一种官主民辅的行为,乡绅们治理乡村实质上是为封建政权服务,民众对于乡绅以及他们所服务的统治阶层而言,始终是从属而卑微的。而当下提倡的“新乡贤”是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切实改善农民生活生产条件的“借力”“借智”举措,新乡贤的外延更为广泛,可以是率先致富的经济能人、带领农民奔小康的村干部,也包括从本乡本土走出去的知识分子、企业家、海外华侨、退休干部等等。
  “新乡贤”既得到国家顶层的设计,也得到最高层的工作安排和部署。2014年9月,中宣部要求:“要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深深扎根。”此后不久,国内各大主流媒体对“乡贤”和“乡贤文化”展开了讨论,希望以当前乡村建设和治理面临的问题为导向,挖掘传统文化中乡村治理的经验,根据乡村治理的发展实际,重塑新乡贤,发挥新乡贤的精英作用和带头作用,用其学识专长、创业经验、文化情怀反哺桑梓,建设治理乡村,构建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近年来,一些德能兼备的新乡贤开始涌现,他们大多是或仕或学或商的成功人士,带着经验、资源、梦想、财力归根乡里,为乡村的稳定、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从文化角度,我们寄望新一代乡贤引导人们形成向上向善的力量,将这种力量扩展开去,传承下去,净化乡风、敦化民风、醇厚人心,引领中国农村走向“善治”。

责编:叶圣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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