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棉花》:一部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

2018-03-08 07:58 来源: 湖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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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日报讯 “支边”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党和政府有目的、有规划、有统筹、有管理的边疆开发,全称为“支援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运动”。这场人口迁移之众、地域跨度之大、政治影响之深、波涉领域之广的运动,如何艺术性呈现,以何种姿态介入,以何种情感取向叙述,这对写作者而言难度不小,稍有不慎,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或个人经验主义的樊篱。柳晓春奔波鄂疆两地查询支边资料,以父辈和乡邻为原型,历时三载,五易其稿,遂成长篇小说《白棉花》,艺术地再现了边疆“农业发展史、工业发展史与兵团屯垦史”。作者写作的起缘有二:一是情感的,她是支边二代,父辈们跋山涉水到边疆,献了青春献终身。时光流逝,尘埃落定,他们不应仅仅成为边疆建设资料史上冰冷的数字,为他们立传,使其与小说一起永生,这或许是作者的初衷之一。二是理智的,父辈们艰难贫瘠的生存方式、生活状态及辛酸纠结的心路历程与国家边疆经济文化建设、国家边疆保卫血肉相连,个体生命中的荣辱得失汇融到国家民族发展的滚滚洪流。艺术性地复原父辈们英雄足迹,同时也是在阐释国家发展战略与边疆建设实际。柳晓春的冷静与理性在于,并未放大苦难而臧否支边伟绩,也未因颂扬支边壮举而忽视家乡人的生命苦痛。

  《白棉花》是边疆建设史的缩影。1958 年夏天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作出《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运动的决定》后,轰轰烈烈的支边运动全国性展开。翌年,黄梅几千人汇入湖北十万支边大军,不远千里,舟车劳顿,远离故乡与亲人支援新疆建设。白凯等人和建设兵团的老兵一道,辗转东疆、北疆与南疆,天为被,地窝为床,在毫无生机的地方战天斗地、改天换地,没有粮食开荒,没有饮水开渠,无房了下地打土块上山伐木料。在解决基本生存困境之后,试验种植水稻与瓜果,开办加工厂,革故鼎新,生产优质棉花。边疆在支边人舍生忘死劳作下,焕发生机勃勃,一派漠上江南的景象。文本结尾,作者说“这是小说,也是现实。”虽然说的是新疆棉花生产光荣成绩,何尝不是今日边疆真实写照?作者写的是历史,艺术的真实源于生活的真实,源于那群几乎进入故纸堆的人用热血、青春和生命熔铸的真实。正如作者言道:“他们轻若尘埃,但尘埃连成片,可决定社会底色。他们微如蚂蚁,但蚂蚁齐心合力,可推进社会进步。”

  《白棉花》是支边人慷慨悲壮之歌。主人公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尽管他们支边动机不一,但仍然如恩格斯所言,“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更是一种自觉的政治追求,是一种实现理想的愿望。一路豪迈一路歌,待车过嘉峪关,“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一大片连一大片”,从鱼米之乡的黄梅到这荒漠边地,巨大的反差让很多青年壮志不言愁的人开始懊悔,情绪低落。命运如同列车,一旦启动想要急速掉头行驶已无可能。支边人不得不接受命运,为生存搏斗。他们拼搏的是坚强意志,拼搏的是爱国情怀,拼搏的是求生欲望,拼搏的是建设者的尊严。他们在让生命燃烧之时不得不面临人生的考验,品味着爱情的苦涩,用丰收和成绩诠释着建设者钢铁意志和斗志,诠释着爱国情怀,诠释着残酷中洋溢的浪漫情调。

  《白棉花》弥散着人性之光。沈从文说:“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柳晓春创作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述史立传,也意图通过传主“表现人性”。白凯展示给我们的印象是唯唯诺诺、胆怯懦弱,永远只会遵从顺服。显然,这只是他的保护色,一种生活智慧。因为,他背负着“地主崽子”和“右派后代”两座大山,在那个紧盯社会身份的年代,任何“一座山”足以让他失去正常人的位置。为了突围生存困境获取做人的权利,换一个活法或是唯一途径。不仅如此,作者还为白凯定制了一位一生的“敌人”陈立功,如影随形。两者相对而立,互为镜像,既能突出主人公的性格品行,也能见出作者写作的伦理诉求。白凯与陈立功本是未出五服的亲戚,却也“不同戴天”,陈立功一家假借“政治”之手将白家这个读书世家迫害得断壁残垣,家毁人亡。就是来到新疆,陈立功依然以“龙”的角色来欺负白凯这条软弱无力的“虫”,致使白凯事业与爱情受挫,甚至最后差点因为陈立功的唆使和挑拨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即便如此深仇大恨,即使白凯也知晓陈立功的阴险狡诈与厚颜无耻,他依然是忍让、妥协,依然会在陈立功困难的时候施以援手,不顾被人讥为“东郭先生和狼”和“农夫与蛇”。白凯的形象,需要读者“理解之同情”,退让是为了生存,济困缘于性本善良仁慈,努力工作方能体现存在感。此外,作者还塑造了一群让读者印象深刻之人:简单、蛮横、正直的杨忠杰,古道热肠的田志芳,多才多艺、知性善良的薛莲,蛮不讲理又不乏善良正义的吴杏蓉、有情有义的田志武、顽固霸道而又知错能改的“枪杆子”……人物没有符码化,人性本相得到充分展现,人物与故事吻合,人物与历史契合,尽现作者的写作功力。

  这群人虽未走进战火硝烟,但谱写出荡气回肠的支边史诗,他们是时代的英雄,是能镌刻在历史丰碑上的军垦魂。尤其是,作者与新历史小说反讽、调侃、解构历史相背,也超越了为父辈立传昭彰单向度叙事,依从内心情绪的流淌和对理性的服膺,将历史的高度与人性深度诉诸于娴熟的叙事中,既显示了生活原生态又洋溢着诗意浪漫,既是高度写实又闪耀着理想光芒,既苍凉悲慨又弥漫着青春激情。

责编:刘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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