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科幻文学的历史机遇

2018-04-10 08:21 来源: 长江网-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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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祥 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私人阅读· 在我看来,今天严肃文学写作的困境在于一种想象力的丧失

  有没有一种类型文学,可以将游戏(而非仅仅是娱乐)和价值结合在一起,不仅仅提供愉悦,同时也可以提供思考、建构新的想象空间。目前来看,似乎只有科幻文学在努力向这个方向靠拢并取得了重要的成绩。

  我以刘慈欣的《三体》、韩松的《地铁》为例来稍作讨论。这两部作品出版发表于2008年、2010年。其中刘慈欣的《三体》因为在2015年获得雨果奖而获得了国际声誉。

  这两部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各有风格,《三体》是长篇系列小说,描述的是地球世界和“三体世界”之间漫长的斗争历程,带有“史诗”的色彩;《地铁》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其中的《地铁》以北京地铁为其载体,描述现代都市人的异化和精神困境。

  如果把这两部作品视作一个整体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些共同的向度:第一,这些作品所关切的问题,与其说是未来的问题,不如说是当下的问题。比如刘慈欣涉及到资源和环境的问题、跨国资本和垄断问题等;韩松的地铁涉及到大都市的恶性膨胀和生存压力问题。第二,从当下的问题出发,这些作品展示了一种可能的远景——而这个远景,恰好是今天严肃文学所缺少的。第三,在别样的时空里,科幻作品试图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因为这种方案的提出,使得科幻作品走出了“具体时空”的限制,可以“天马行空”地想象未知。第四,最关键的是,这些“想象”并非是彻底地游戏式地无历史的想象,而是建立在对此世界经验的深刻洞察和提取之上。也就是说,想象力因为有了经验世界的支撑而变得可信,更因为与经验世界的对照而显示出了一种强烈的反思感。

  在让·贝西埃看来,科幻小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可以回应“世界的问题性”的未来文学。在我看来,今天严肃文学写作的困境在于一种想象力的丧失,即,想象一种新人和新的人类生活方式。如果从整体哲学的层面来看,这也是当下整个人文学科面临的问题。无论是在西方的哲学体系,如尼采,还是在东方的哲学体系,如瑜伽哲学里,都有一种对“新人”的想象和追求。也就是说,哲学和文学的根柢其实就是要不断地突破既有的认识阈限,想象新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科幻文学甚至提供了方法论式的东西。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的科幻写作都有一种人文主义的焦虑,也就是说,科幻文学一方面在想象新世界,但另外一方面又对新世界保持着足够的怀疑。

  我以最近读过的几篇作品为例稍微说明,首先是美国科幻作家刘宇昆的短篇小说《重生》,这部作品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出现了一个第三人称指示代词——zie——用来指称被外星人进行改造过的“新人类”,这些“新人类”被定期清除记忆,然后定期重生,和外星人生活在一起。小说最后的结尾是,一个重生的“新人类”用各种方式恢复了自己的记忆,并开始对外星人发动一次绝地反击。

  陈思安的《滚滚凌河》处理的是机器人和人类相爱相杀的故事,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和他们发明的机器人之间出现了复杂的互动关系,其最高级的形式,大概就是人类和机器人之间的“情感互动”。机器人为什么会爱上人类呢?反过来,人类又为什么会爱上机器人呢?机器人和人类的关系出现了两种可能,一种是互相仇杀,消灭对方,另外一种则是相爱,前提是选择信任。

  新主体和新的生活关系的出现虽然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亲密关系”,但这种怀疑并不意味着新主体和新的关系就是失败的,实际上,只有不停地重构,不停地想象和书写,新的社会关系和新人才有可能重生,正如陈思安作品中引用的福柯所言:

  想象一种不合乎法律或自然法则的性行为并不使人困惑,但是那些人开始相爱——那才是问题……它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重新打开了爱和关系的虚拟性。

  也许,科幻文学就是这样一次历史的机遇。

责编:朱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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