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学编辑眼里的当代作家群像

2018-08-15 08:22 来源: 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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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收获》当文学编辑的程永新,收到苏童寄来的短篇小说《青石与河流》。从此,他们开始了20多年的交往,从青年一直交往到了中年。“不出意外的话,这种友情还会往前延伸,这是因为苏童的宽厚,因为苏童的重情重义。”

  作家人品与作品质量是怎样的关系,是一个老课题。马原曾经跟程永新说,如果一个作家“人不怎么样,作品好不到哪里去”。程永新提到,虽然有一些反过来的例子,比如说瓦格纳,但是马原的说法是对的,“用远一点的眼光来看,我还是觉得这个做人很重要。”

  谈过往

  怀念翻墙喝酒的时代

  从1983年进入到纯文学杂志《收获》工作,程永新不间断的文学编辑生涯已经有35年。他见证了一大批中国当代作家早期代表作的诞生过程。如王朔、余华、苏童、马原、格非等这些名动文坛的当代作家,其青年时代的重要作品几乎都出自程永新之手。

  浸润一线文学圈30多年,程永新与形形色色的作家打过交道,并与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为文学上的同道,生活中的好友,彼此通信,文心相应。

  多年后,程永新每次翻看他与王朔、余华、苏童、马原等作家的通信,感触很深。对那个文学繁荣的时代,充满怀念。

  他想起来上世纪80年代,他、马原、陈村、余华到格非在华东师大的宿舍谈文学,晚上还会翻学校大门去外面喝酒。“大家对文学真是充满热情。他们一个一个,音容笑貌,都在我眼前晃动。”

  程永新还感受到,作家们性格各有特点,艺术风格也彼此有别,但无一例外,他们都有一颗特别敏感的心。

  在出版方的建议下,程永新将与作家的来往信函原貌以及与这些作家交往的细节、感受、评价,收录进一本书《一个人的文学史》。2018年8月,程永新再次修订了这本书。

  在《一个人的文学史》中,程永新将这些作家来信原件,用影印的方式给予收录展示。其中既有名作诞生的宝贵史实,又蕴含着作家们认真思索认真做人的真实信息。

  多年珍藏的信函,让读者对活跃在当今文坛的作家们有一个真实可靠的印象,书中有的仅只字片语,有的也只是一些往来的合作事宜,但却能在一字一句间洞悉作家们认真思索,认真做人的真实信息,细腻地呈现了一个文学编辑眼里的真实的中国当代作家群像。

  喜欢平常生活

  苏童有大聪明大智慧

  程永新与很多作家都是好朋友,但他对苏童的情感,显得格外深厚了一些。

  在书中,他写道:“苏童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面对大红大紫时的那种态度。上帝并不眷顾每一个人,这就是当他突然眷顾谁的时候,谁都会有些张皇失措的原因。”

  程永新讲了一件往事: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刚刚上映的时候,苏童的书大卖特卖。

  台湾一个出版社,来了一群人要出苏童的书。他把苏童从南京请到上海,饭桌上,那些台湾的同行对苏童是赞赏有加,一群优雅的女编辑全是苏童的粉丝,桌上好菜不吃、好话说尽。

  “苏童俨然是大将风度,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好话谁都愿意听,有人表扬总是好事,但苏童表现得非常得体,一点没有失态。没有失态,不仅指场面上,更指的是内心。有些作家稍有了点名,得到一点老百姓赐予的好处就沾沾自喜,就把尾巴翘起来。苏童身上天生有种贵族的气质。生活和时代的浪潮把他推到了一个高处,他没有惊慌失措,没有做出失态的事情,对人永远那么的宽容,那么的平和。”

  浪潮不会永久悬在半空中,它也有渐渐往下落的时候。一个作家也不可能一生中都在写辉煌的作品,也有低潮期。像我们的人生,不可能永远在高处,也不可能永远走背运。

  走过当年大红大紫的时光,关键是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平淡期。如今苏童的状态,让程永新依然欣赏:“用马原的话说,苏童是稳稳地落下来,确实是稳稳落下来,重新调整心态和状态,不放弃、不抛弃。有一次,苏童喝得有些微醺,对我说,他就是希望到年老的时候,与一摞自己写的书为伴,这就是古人所谓的著作等身。这是了不起的计划,但是他却把这看作很平常的一件事情,这是他人生追求的目标。”

  程永新对苏童作品的欣赏,也是显而易见的。他认为:“像苏童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中的某些篇什,长篇小说像《我的帝王生涯》《米》,拿到美国、拿到欧洲,跟世界健在的一流作家的作品放到一块也毫不逊色。”

  程永新说,苏童对美国的电影研究很透,研究很透但从不去写电影。“他家里面的录像带(过去没有碟片,只有录像带),保留了各个时期美国电影的代表作。”

  程永新到南京会去苏童家看片子,“偶尔也打打麻将,聊天喝酒谈小说。苏童有大聪明、大智慧,但是他喜欢过一种平常的老百姓生活。”

  性格非常个性

  王朔是文学界一匹野马

  谈到中国当代小说,不能不提王朔。

  有一年,程永新在《当代》上看到王朔刚发表的小说《空中小姐》,觉得作者的叙述故事能力很强,而且作者用新北京口语写作,小说里有一种对传统的挑战,一种对既定生活的消解。

  他就给王朔写信约稿,王朔给程永新寄了一篇叫《五花肉》的小说。

  两人开始通信,针对小说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其中,更换题目是最主要的话题。在程永新的建议下,王朔新起了3个新名字。程永新和他的同事们选择了其中一个,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顽主》。

  《顽主》发表后,北京的文学圈竞相传阅,王朔成了突然闯入文学界的一匹野马。

  程永新对王朔的文学路子是理解的,“王朔对传统文化,知识阶层,有自己非常个性的看法。他写小说是为了打碎和消解,但又通过影视剧来重新建立一种文化秩序。”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王朔性格非常个性。在《一个人的文学史》中,程永新有这样的回忆:“有一天,我正在杂志社上班,突然走进来一个理平头的人,穿着拖鞋,一口京腔,说哪一个人是程永新呵。当时我心里非常反感,怎么穿拖鞋来编辑部呢?后才知道此人就是王朔。见面简单聊几句,王朔说,你去北京找我玩啊。后来,王朔他们策划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没请我去,这是一个巨大的疏漏。要不,我就可以把王朔当年的造访策划进电视剧了。”

  创作严谨重情义

  贾平凹看待名利微不足道

  程永新与贾平凹情谊甚笃。在与程永新的信件中,关于《带灯》修改事宜的信件就有3封。贾平凹一次又一次地修改,不断地感到抱歉。从中可以看出贾平凹创作严谨的态度和对文学的热爱。

  贾平凹在信里透露,有其他杂志得知他写了此稿,不停催,并开出高价和评各类奖的事。“我说我给永新了。”

  可见,名利之于贾平凹在与友人的情谊下,显得微不足道,一句简短的回答,直接表明了清晰的立场。

责编: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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