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短梦长• // 时代需要蓝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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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毛尖


  我是侯孝贤电影的粉丝,电影课上到台湾篇,总会选侯孝贤,不过,我没用过《悲情城市》,虽然我喜欢这部电影。
  《悲情城市》一直有根刺在我心头。电影中后部,梁朝伟扮演的文清目送难友赴刑场,随后监狱里响起送行合唱,居然是用日文唱的。对国民党政权感到绝望的左翼青年,选择殖民者的流行歌曲来结尾人生,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为此我还看了一些相关评论,发现连日本学者都对牢房的日文送行曲“幌马车之歌”感到奇怪。
  这首后来成为日本军歌的“幌马车”,在日本学者四方田犬彦、藤井省三的侯孝贤论述中,也都提到了,但也由此更加深了我的困惑,直到我读到《幌马车之歌》。看了蓝博洲的书,才了解了这首歌的悲情脉络和前世今生,也因此默默给《悲情城市》去掉了一颗星,因为电影对这首歌的征用是去语境的。
  这么说吧,发生在蓝博洲著作中的这首歌,是集合了历史桑变、时代印痕和个人记忆的一个深渊。面子上,它是书中男女主人公,台湾抗日青年钟浩东和蒋碧玉之间的一首“情歌”,按蒋碧玉的说法,是她在帝大医学部当护士时,钟浩东教她唱的。当时他们都以为是一首苏格兰民谣,唱的是乡愁。钟浩东喜欢这首歌,因为词曲让他想起台南家乡,和钟浩东一起被捕入狱的左翼青年林书扬后来回忆,钟浩东平时都是唱一些大陆左翼青年的歌,在处刑的早上大家一起为他唱幌马车之歌,只是因为他的夫人喜欢,“不是这样的话,谁愿意唱着日本的流行歌曲去赴死呢?”
  林书扬说出了一个时代的难堪和愁痛,钟浩东和蒋碧玉的青春和爱情因此也就事关时代和历史。日本殖民台湾末期,台湾人听读写日语的理解率达到百分之五十七,《悲情城市》中,日语就和闽南语、粤语、上海话混杂使用,钟浩东自己也是受日本教育长大的一代,按《幌马车之歌》中萧道应的说法,“我跟钟浩东,基本上就是日本帝国主义通过麻醉教育,刻意要培养成为‘皇民意识发扬’的一代人”,所以,尽管钟浩东从少年时代就自觉抵抗日本的同化教育,但日本和日文是普遍又日常的存在,理解了这层,钟蒋的日文情歌也就没什么意外,钟蒋一代的辛酸也更浮出地表,但是,《悲情城市》中,对“幌马车之歌”的挪用,没有钟蒋爱情的前情提要和日治政治描述,便莫名其妙美化了台湾人对日本的感情,搞得“幌马车之歌”成了一曲日式乡愁。
  蓝博洲的《幌马车之歌》则不至引发这种误会。整本书以高度的克制和简洁介入历史叙事,轮番出场的真名实姓人物,从历史的硝烟中返还,有的自白,有的告白,有的坦白,共同拼出了一幅以钟浩东为主线的20世纪前半期台湾左翼青年群像。就像侯孝贤的电影《好男好女》所描述的,钟浩东蒋碧玉和他们的战友萧道应夫妇一起,九死一生回到大陆参加抗战,还把他们各自的头生子送人为了继续前行,抗战胜利后回到台湾投身教育,钟浩东赶赴基隆中学任校长,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反动很快让他们转向“红色祖国”,地下斗争没几年,他们便被捕入狱。
  作为国民党白色恐怖年代无数牺牲者中的一个,钟浩东的历史,如果没有蓝博洲的打捞,现在应该还结着蛛网,甚至可能被彻底遗忘。而台湾20世纪历史,如果没有钟浩东们的剧照,就是断裂的。在政治境况更加复杂的今天,重新打开《幌马车之歌》,用序作者赵刚的说法,我们将“重又看到他们,以及看到他们身后的无穷前行者身影,于是这将鼓舞我们意识到今天的我们也并非全然孤独无助”,赵刚因此说,蓝博洲挑战了历史终结论。
  这个挑战的价值,今天可能还不明晰。而对于我个人来说,《幌马车之歌》完整了我对《悲情城市》的理解,也抚平了《好男好女》曾经带来的些许不快,换句话说,侯孝贤选了《幌马车之歌》中最凄凉荒谬的场景进行创作并且将之放大,而无论是“幌马车之歌”还是钟浩东蒋碧玉参加抗战差点被枪毙这个事,在蓝博洲笔下,都是有非常准确的语境和历史结构的。不知道侯孝贤有意还是故意,反正,看完书再去看《悲情城市》,看到结尾打出的字幕和《幌马车之歌》的时间表严重不符,我就几乎有些惊惧地感到,这么好的台湾导演,都在有意无意地涂抹历史,这个时代,实在太需要蓝博洲了。




  毛尖
  毛尖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著有《非常罪非常美》《有一只老虎在浴室》等二十本书。【编辑:袁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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