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周兴:今天我们越发要读海德格尔 |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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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日报记者 李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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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周兴:上海同济大学哲学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同济大学学报》(文科版)主编,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德国《海德格尔年鉴》编委、《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编委等。
  海德格尔就是这么牛
  中国哲学界和出版界今年有一件大事,就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30卷《海德格尔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出齐。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已经被公认为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海学”研究也是国际学术热点。
  这里有两个奇怪的地方。一是其人去世才42年,但是据统计,世界上有关海德格尔哲学的研究文献已达到哲学史第一名,超过了逝世千百年的柏拉图、康德等哲学大师的研究文献。
  二是,用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主编、课题组首席专家孙周兴教授的话说,海德格尔“政治上也不太清白,作风也不大好,作为个人来说没有什么优点”,但是海氏的思想引起了全世界知识界和民众的关注,而且不是一点点的关注。在中国,海德格尔的一些说法也“火”得一塌糊涂,比如“向死而生”,还有那句“人,诗意地栖居”,更是成为诸多房地产广告的热词。
  其实“人,诗意地栖居”出自诗人荷尔德林,但是一经海德格尔的引用、诠释、评点,这话就流行了。
  海德格尔就是这么牛,他有一篇文章《筑·居·思》,一万多字,但是开创了一门学科——建筑现象学。其他诸如文学、艺术、政治学、宗教学、社会学、教育学、语言学等领域,都可以看到海德格尔的影响。德文版《海德格尔全集》目前规划102卷,已经翻成英、法、意、日四种文字,他的成名作《存在与时间》仅在日本就有七个译本。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评审组的鉴定意见认为:由孙周兴主持的中文版30卷,约1100万字,成为国内迄今已完成的单个外国哲学家著作翻译中规模最大的项目,把海德格尔思想的基本面貌集中展示给中文世界,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孙周兴则表示,下一步计划做到40卷。
  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海德格尔?9月初,孙周兴教授在上海接受了读+专访。
  【访谈】
  半个世纪前的预言变成现实
  读+:海德格尔在思想史上,到底有什么样的地位?
  孙周兴: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他是存在主义之集大成者,用我的译法,是实存主义的集大成者。他是技术批判之最深邃者。我们时代的问题很多,但技术问题是其中的核心问题,因为其他问题多半是由现代技术-工业-商业发动起来的,可以说,在这个时代里谁把握了技术问题,谁就抓住了时代的命脉。把技术问题理解为现代性之核心,海德格尔可能是第一人。他是未来世界思想的开拓者,其高明之处在于他不再以欧洲哲学家自居,而是自觉的把思想的目光投向世界和未来,投向未来世界。所以他才会说他的“本有”与希腊的“逻各斯”、中国的“道”一样,是不可翻译的,其志向之高远无人能比。有了这三点,海德格尔仍旧是我们绕不过去的思想家,我们今天越发要读海德格尔。
  读+:您提到,海德格尔在50年代就预言,人加工自己、制造自己的时代即将到来。此话确实令人震撼,他是在什么背景下说到这一点的?
  孙周兴:他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在思考技术问题,中间经历了二战,看到了核武器的威力,几十万人在几秒钟内死去,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在1946年的《形而上学之克服》里他提出,计算和规划战胜了所有的动物性,人成为最重要的原料,人们终有一天将建造人类繁殖工厂,按需要有计划地控制男人和女人的生育。1953年他在《技术的追问》里写道,森林中的护林员,在祖辈走过的林中路上以同样的步态行走,但是这个人已经被木材工业“订置”了,不论他自己是否明白,这个护林员都被归入“木材-纤维素-纸张-印刷品-公众舆论”的安排之中。同年在《科学与沉思》中他写道,科学已经发展出一种在地球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权力,并且正在把这种权力最终覆盖于整个地球上。其实这些文章,大部分是我在20年前翻译的,但是当时我没有真正意识到其中的含义;近年来我主要研究尼采,为此重读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这些评论文章,结合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大数据的发展,才感叹海德格尔的惊人预见。
  去年,由特斯拉CEO马斯克领衔,100多名科学家致信联合国,呼吁禁止人工智能武器。但是过了一个多月,五角大楼集就宣布在实战中使用了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系统。很明显,各个主权国家都要争先恐后,就像上世纪的核竞赛一样,谁先搞出来谁就是老大;在这种情况下,对“技术”的沉思尤其必要。今年5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提出,应该成立一个由杰出思想家组成的总统委员会,来帮助制定关于人工智能的国家远景规划。他说:“如同我不了解技术一样,人工智能的开发人员对政治和哲学也缺乏了解。从协调人工智能与人文传统的角度而言,人工智能应该被列在国家议程中的最优先位置。如果我们不尽快开始这项工作,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起步太迟了。”
  他为何不在乎历史污点
  读+:说到海德格尔,同样绕不过 去的是他的历史污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孙周兴:海德格尔在1933到1934年之间,当了弗莱堡大学10个月的校长,期间加入纳粹党,签了一些文件,十个月以后因为他的建议得不到纳粹教育部认同,就辞去了职务。我们同济引进过一位德国哲学家特拉夫尼来讲课,他编了海德格尔在纳粹期间写的几个笔记,叫《黑色笔记》,我们也翻译了,里面有4、5个地方有反犹太人的表达。让学界、让德国人更崩溃的是,二战以后,海德格尔丝毫没有为自己的行为道歉、承认错误。现在的局面是,法国哲学家们和知识分子都为海德格尔辩护,德国哲学家们都表示我是政治正确的,都来打海德格尔。你想,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在政治上曾经是一个纳粹分子,你的哲学怎么让我们相信?有人说海德格尔晚年是纳粹著作,我觉得不可以。哲学是整体的、大的思考,政治是局部的。当一个大哲学家,他在局部的政治问题上犯错误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历史的经验表明,大哲学家在政治上都是很愚蠢的,柏拉图也是这样,曾经被当奴隶卖掉。我认为要避免用海德格尔的政治错误,全盘否定海德格尔的哲学,但是也不能反过来说,海德格尔在政治上没有问题。
  读+:他为什么不道歉?为什么大哲学家们多有“失足”?
  孙周兴:我认为他已经不关注政治,思考的是另一个层面。至于哲学家的失足或者说道德瑕疵,可以这么看——古典时代的哲学家,几乎都是道德的化身;但是到现代主义兴起以后,尼采以后,很多哲学家作为个人是很不怎么样的,这里的背景就是宗教的衰落。任何道德,其根源都可以归结到宗教,在中国可能是儒教。那么当宗教淡出,道德的约束就越来越弱了。我下面的观点可能会引起争议——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就社会关系、社会运作而言,重要的是规则而不是道德,道德当然是好的,但是更需要规则。今天尤其要警惕拿道德主义当幌子的现象,举起这种幌子,不仅无效、于事无补,而且会对个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读+:如此说来,学哲学对人生、对日常生活不见得有益处?
  孙周兴:我有个朋友曾经想信教,被我劝住了。我跟他说,你心思这么强大,应该学哲学,宗教并不适合你。因为宗教需要的是顺服和服从,不需要论证;而哲学是要论证的。尼采、海德格尔等人反对传统哲学理性的推论式的论证,但他们仍然是在讲自己的道理,有自己的理路。论证是一种暴力,是要把握生活、把握自我、把握行为;宗教不是这样的,“你服从我就好了”,适合心思虚弱的人;这种人如果学哲学,会被哲学伤害掉。哲学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一个人如果不能维护好、把控好精神层面的自己,就不要轻易去学哲学。
  人们需要的是鸡汤还是哲学
  读+:我有个“大不敬”的想法,当哲学的理念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它变得像鸡汤了。
  孙周兴:不是哲学家本身想成为鸡汤,而是民众需要鸡汤,他们愿意用鸡汤的方式来阅读书籍。我给你举个例子,写《哲学的慰藉》的英国人德波顿,这两年特别热门,已经在全世界办了十几所“人生学校”(school of life),还有朋友跟我说,要不让他来中国也办一个?现在听哲学课的人很多,其中大部分是想找安慰,在寻觅心灵鸡汤。我不反对这个,这种心理按摩没什么不好的。其实哲学家自己也需要心灵鸡汤,我们也需要心理按摩。好的鸡汤里一定是有点哲学成分,现在的问题是太滥了,以至于出现一些神神叨叨的东西,一些“毒鸡汤”。
  读+:回到海德格尔,据说他对中国、对东方有某种兴趣?
  孙周兴:他对东方的理解恐怕主要是通过日本,因为当时有很多日本学生在听他讲课。所以海德格尔在日本影响大,反过来日本对他也有影响。他也和中国学者萧师毅合作翻译过《老子》,译了十几章。海德格尔把“道”翻译成“道路”,这应该算是“创造性的误解”,萧师毅肯定是不会同意,两个人谈不到一起去的。海德格尔用的《老子》版本是当年青岛传教士卫礼贤的译本,现在还放在他书房里,我去看到过。
  读+:海德格尔对未来的技术世界,提出过什么解决方案?
  孙周兴:海德格尔说要“泰然任之”(Gelassenheit),首先是不要慌;既要对这个技术世界说Yes,同时也要说No。他自己不开车,但坐他夫人开的车。他引用荷尔德林的诗句,“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救渡。”我们愈是邻近于危险,进入救渡的道路便愈明亮的开始闪烁。他主张我们以更为明亮的眼睛去洞察危险,追问技术,因为救渡乃植根并且发育于技术之本质中。
  【编辑:周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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