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30年始终如一的田野调查 只为对中国农村底色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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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日报记者周劼
  日前,《中国农村调查·口述类·农村变迁》系列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这套口述调查系列主要围绕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历次土地制度变革展开,记录农民在历次变革当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了解农民生产生活、社会交往、政治观念等的变化情况,倾听农民对人生经历的认识和反思。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始终是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就此读+周刊专访了《中国农村调查》系列丛书的第一主编徐勇教授。


  徐勇教授接受采访
  记录别样的历史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学生赵铁成2015年的暑假,回到自己的故乡湖北监利县红城乡鲍家门村找寻口述老人,聆听他们过去岁月的难忘时光。
  他是在利用暑期进行土改口述史的田野调查。土改是上个世纪50年代发生的事情,经历过的人现在大多已耄耋之年。
  他完成调查后回到学校,突然接到一通电话,得知他访谈过的一位老人已患肝癌住进了医院,时日无多。他还清楚地记得,老人土改时是贫农,告诉了他很多当年艰苦生活的细节,还唱了好几段那时的顺口溜。亲切的生活在记忆里像花一样绽放,也随着生命的终结而飘零。赵铁成在他的口述调查后记中感叹说:“我们现在进行口述史调查,就是在抢救历史、记录历史、保存历史、还原历史”。”
  他所从事的口述史田野调查是一个名为“农村变迁口述类”调查的一部分。口述史,顾名思义主要通过当事人的口述,记录20世纪上半期以来农村的变化及其对当事人命运的影响。其主体是农民个人。在历史上,他们是微不足道的,尽管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没有历史记载他们的状况与命运。进入20世纪以后,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物成为“政治人物”,尽管是“小人物”,但却是大历史的折射。通过他们自己的讲述,可以更加充分地了解历史的真实和细节。总之,口述史调查关注的是大历史下的个人行为。
  个人的行为和命运,当然跌宕起伏,各自不同,就像另一位学生在口述调查后记中说,每个老人的记忆里都有一个别样的土改,有属于那个年代的激情洋溢,也有对于那个年代的无奈不解,一样的土改却有不一样的记忆烙印。别样的记忆其实反映了大变革背后的另一种别样:中国跨入现代化门槛之后的变迁特别迅速,使得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发生着深刻而急剧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深度、烈度、广度、弯度都是世界上少有的,对农民的生活及国家政治的影响也是世界少有的。
  口述史就是要把这种种别样记录下来,反映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生动性和隐秘性。
  当然历史不止于小人物,调查也不止于口述。“农村变迁口述类”调查其实又属于名为“2015版的中国农村调查”的一部分。这个调查除了口述调查,还包括家户调查、村庄调查、专题调查,是一项世纪性的大型工程,已有数千人参与。
  “2015版的中国农村调查”在很多参与者口中简称“深度中国农村调查”,深度是宏大的代名词:他们要通过农村调查,构建内容丰富的农村调查体系,争取成为世界农村调查重镇;收集和扩充农村资料和数据,争取成为最为丰富的农村资料数据库。更远一点儿的目标是成为世界性的调查研究平台;建设适应国家需要的智库。
  这个调查到底有多宏大?按照调查项目的主持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的话说,调查会持续10年,20年,30年,甚至更长。结集出书,至少200卷,每卷100万字,两亿字。
  三代人的接力
  调查,说起来容易,谁都可以做;做起来难,难在深入和坚持。
  中国农村调查往前延伸,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全国农村的广泛调查,至今30年,从铺开很大的面,到定期观测的点,从徐勇的老师张厚安教授到徐勇的学生邓大才教授,从华中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到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再到研究院,无论怎样的代际接力、学术提升,农村研究一以贯之的方法,“调查”二字总是不变,是特色也是风格。
  为什么三代学人,薪火相传,坚持调查再调查?徐勇说:“我们现在对于中国农村、农民的认识,实际上还是很不够的。如果认识上出了偏差,会带来实践上的巨大挫折。认识上的偏差就是调查不够,没有大规模的调查,对中国农村的千差万别了解不够。对于现在农村,我们的基本判断就是两个,一个千差万别,另一个千变万化。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去及时地发现了解。随着调查的延伸,认识也就延伸了,调查是认识的先导。过去的调查浮在面上,就事论事比较多。现在随着调查深入,深度延伸了,我们对这些现象背后的逻辑的了解也就延伸了。”
  今夜无眠
  1955年出生的徐勇,15岁上山下乡,经历了5年的农村劳作和3年的煤矿做工。对于这8年,他有两个感受,一是那时的口号是“读书无用”,但到了农村才深刻体会到“不读书更无用”;二是走出书本经典,知道了什么是“天高地厚”、什么是“实际”、什么是“基层”,什么是“实事求是”、什么是“民以食为天”。前者使他成为学者,后者使他不离草根,所以有人描述他是“草根学者”:卷起裤腿,上山下乡,坚守数十载;草根学者,田间地头,一路讲到中南海。后一句是指2006年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6次集体学习时,作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研究的讲解。
  草根精神可谓他的学风写照。徐勇自己说“我有很深的‘草根情结’,一个月不到农村去,就浑身不舒服。”他也要求自己的学生,教学有两个课堂:校园和田园;两个老师:学者和农民。你们平均每年在农村实地调查至少要两个月以上。
  长期深入农村,进村入户实地调研,跟踪农村变迁,在田间地头做研究,用脚步丈量学问。徐勇总结了“田野调查”的五大妙处:开阔视野、发现问题、获得真知、促进创新和内心修炼。
  学者的内心修炼是什么呢?有一次借住农民家里,要睡着的时候,被牛叫声吵醒,徐勇改了一副对联:风声雨声牛叫声声声入耳,农情村情农民情情情在心。横批:今夜无眠。


  【访谈】 我们正处在历史的断裂时期,要把它抢救出来
  调查,就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读+:30年,你们为什么一直坚持做“中国农村调查”,初衷是什么?又有什么样的学术价值?
  徐勇:我们的中国农村研究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到今年整整30年。30年来,我们一直运用社会学的调查方法作为我们政治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它始于我们对于农村问题的困惑。
  1988年,我们一批政治学者开始关注农村问题。因为当时农村改革主要是经济改革——包产到户、家庭承包,这也直接导致了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人民公社是一个政社合一的体制,政权和经济组织合为一体。经济改革了,那么在政治上、管理上该怎么办?需要寻找新的模式。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农村新的政治体制。
  那个时候,农村的基层政权和村民自治就是这样一个新生事物,特别是村民自治。过去的人民公社主要是干部管社员,村民自治则要需要自己管自己,这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当时有争论,到底农民能不能实行自治?能不能呢?不能凭想象,理论上和课本上也都没有。没有现成答案,就需要到实践当中去,把眼光投入到农村。眼光向下就得下乡。当时张厚安先生就提了一个口号,叫“三个面向,理论务农”,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也应该像农民一样去务农,去了解农村。这就是我们调查的起步阶段。
  之前政治学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学科,关注的是上层建筑,做的是规范研究:政策、法律、文件、领导人讲话、理论文献等等,研究的是这些东西。然后纸上谈农,一间房、一支笔、一张纸,三个一,写论文。但现在亿万农民成为政治主体了,他们在行使民主权利。那时候中国有9亿农民,但研究的人很少,有一个说法是,9亿农民在实行村民自治,却只有不到9个学者在研究村民自治。9个怎么理解9亿,就要调查,就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写在土地上。做农业研究的要到田头,做农村研究的要到地头,做农民研究的要到炕头。如果做不到这个三“头”,了解不了实际情况,做的研究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就是我们坚持用调查的方法研究农村问题的理念,可以很自豪地说,开了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的先河。
  读+:2015年以后,你们的调查称为“深度中国调查”,而您更将其称为“基于历史使命基础上的深度调查”,这个“深度”和“历史使命”怎样理解?
  徐勇:我们调查发现农村很多现实问题,通常有很深的来源,不是一时间形成的,有很长的历史持续过程。所以2015年我们启动了“深度中国调查”。所谓“深度”就是要从纵深的角度,深度发掘。不仅要了解现实状况,还要把农村问题放在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去把握,特别是抓住特点特性。
  为什么我们要去这样做?基于抢救历史。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老一代农民、传统农民正在消失,他们所承载的信息也会随着生命的终结而终结。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断裂时期。今后的农民已经不知道传统社会了,而传统社会恰恰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根系、根基。
  有句话说,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调查在日本。为什么我们现在高度重视日本的中国农村调查?就在于他们的学术性比较强,调查比较细。当时中国人急于救亡,没有足够的时间、没有足够的心平气和去做调查,而且当时对传统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在价值判断上持否定态度,反封建嘛,就难以去好好做调查。所以至今留下了许多空白。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再不去做,这段历史就没有了。所以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历史使命。我们希望在我们手上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抢救出来。
  现代以来的巨大变革,每个农民都被席卷在这场潮流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心理上发生了巨大的历史转变,思想、观念、意识都要随之变化。这段历史虽然有文章记载,但还是粗线条的,这些变化的生动性、丰富性、复杂性、曲折性是我们的教科书上写不出来的,只有通过他的口述展现出来。这样为历史变革留下一份丰富的厚重的记载。
  中国走出了治乱循环
  读+:从土地改革到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再到土地流转,中国的农村土地变革,经历数次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又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它对这个进程有怎样的影响?
  徐勇:土地改革是农业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门槛,凡有历史传承的社会都要迈过这个门槛。但是怎么迈过,各个国家是不同的。日本是在美国刺刀下迈过去的,刺刀下强迫你搞土改,以防法西斯再起。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也搞土改。为什么国民党到台湾后要搞土改?是因为败退到台湾后,他们做了深刻的反省。论学历,国民党高层都是高学历,论资历,国民党人很多都是留洋的,为什么会败给共产党?想来想去就两条:下层丢掉了农民,上层腐败。下层为什么把农民给丢掉了?就是没有及时分给土地。
  中山先生早就说过,耕者有其田。要进入现代化,必须要让农民稳定,农民稳定,是现代化起步的基础。而要稳定农民,就要给农民土地,所以20世纪以农村农民为基础的革命,起点都是土地问题。
  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曾经讲到,农村像个钟摆,要么摆向稳定,要么摆向不稳定,不稳定就可能造成政权的颠覆,稳定以后政权才有条件推动现代化。为什么我们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和农民不稳定下来,不可能搞现代化。而把农民稳定下来,就要给他土地,让他能够在土地上发挥出积极性,把土地种好了就有了粮食,粮食多了以后劳动力也可以出来了。农村改革最核心的是农民解放,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解放出来以后,农民去城里务工,就推动了城市的工业化发展。这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靠的就是农民生产出最廉价的产品。廉价的产品靠的是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劳动力靠的是农民从土地上的解放。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提供的是动力,农民不是现代化的包袱。这是我们中国最伟大的一个成就,但在相当长时间,我们却大大低估了中国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都知道,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治乱循环。为什么会循环呢?就在于中国的农民始终从土地上走不出来。人多地少,吃不饱就要造反。而我们现在终于走出了这个循环,其中有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叫做城镇化,农村人口城镇化。
  农村人口在进入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办法消化,就成了革命的动力了。但如果推动城镇化,农村人口就好消化了。农民离开土地以后,寻找到了新的出路,只要有一条生路,他就不会揭竿而起。
  现代中国的城镇化已经强力推进,也就意味着中国再也不可能发生历史上大的动乱了。根据世界的规律,中国历史终于走出了治乱循环的道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不会发生小的动荡,因为还有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好消化的。
  传统农村的消亡是必然
  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农村的消亡是必然的吗?
  徐勇:传统农村的消亡是必然的。农村是现代化的起点,也是现代化完成的终点。什么叫现代化?标准就是农村。现代化完成之日就是传统农村消灭之时,只要传统农村还有保留,现代化任务就还没有结束;只要农民生活、乡村生活没有超过城市,现代化就没有完成。
  但是新型的农村会继承传统农村的优点,而不是简单地替代。传统农村一个最大的优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和城市里的陌生人社会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城里小偷骗子多?我们经常讲兔子不吃窝边草、离了窝边乱吃草。农村的好处就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不会产生“乱吃草”的现象。我们现在说乡村振兴,理解得太狭隘了。杜润生先生,中国的农村改革之父,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他说,我们今后的农村是要建设成为一个让人们愿意在那里生产、生活和居住的地方。让人们愿意!现在农民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迫不得已在农村生活,稍有能力就跑了,拔腿就走,对农村没有感情,没有归宿感。假如农村的条件比城市好,谁愿意往城市里挤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乡村振兴还任重道远。
  读+:新型农村的社会组织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徐勇:为什么我们这一套口述叫做“人与土地的60年”?因为农村过去还是以土地为根基的,所有的改革,包括经济、社会、政治上的改革都是由土地改革引起来的。土地制度的变革是一个基础。但现在城镇化就不同了。城镇化对于农村社会,我称之为“连根拔起”。现在的人不是以土地为生了。随着农业现代化,还有另外一“化”——农村非农化。农村的人口不一定再是务农的,村民并不一定是农民,这是一场结构性的变革。这些人和土地没有关系了,他们只是在农村居住,农村变成了一个居住地。这是国家发展的方向。现在很多人向往农村生活,没有污染,没有交通拥挤,但是现在城市的人下不去,买不了农村的房子、农民的地;而农民的房子又卖不出去。这中间有很多政策性障碍,这些障碍说明我们还是停留在过去的那一套思想观念上。
  读+:现在的现代化是农民进城,而如果要拯救农村,是不是最终得靠城里人下乡?
  徐勇:当然了,我们讲要素的自由流动。过去的要素流动只有农民进城,没有城里人下乡。20年前,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资本农业论纲》,为什么写资本农业?在于农村的要素相对简单,只有农民和土地。无论怎么改怎么变,要素不会变。结果取决于要素,要素不变,结果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农村的改革,改来改去,容易陷入困境。只有增加新的要素,要素变了,特别是优质要素进来了,把原来的要素激活了,这才会发生一个质的转变。农民进城,是优质的要素进了城,而城市的优质要素没有下乡。这就是现在形成城乡巨大落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再以英国为例。比如说农村原来的一栋破房子,值几千英镑。城里的富人到农村后,希望有好的条件。把房子一整,马上变成30万英镑。农民就可以拿着这30万英镑,有本钱了,到城里去务工。我们的农民现在最可怜的,就在于作为财产性收入的土地、房子这两块儿变不了钱。城里人为什么富呢?你看房子升值多快啊。前三年买的房子翻了一倍。你农村老家的房子能做到这样吗?这就说明,农民没有像城市居民一样分享现代化成果。同样是房子,升值速率完全不一样。这正是城乡差别的深层根源之一。
  我们原来许多改革都是无效改革,原因就在于没有放眼看世界。我最近提出,我们现在还需要睁眼看世界。19世纪睁眼看世界,看到了船坚炮利;小平同志领导的改革开放时代睁眼看世界,看到了发达国家的高楼大厦;我们今天到了农业现代化的时候,还要睁眼看世界,我们的高楼大厦比他们都要好,但是我们要看他们的农村。跳出中国看中国,就会看到土地流转、土地规模经营是大趋势。这有什么好处呢?土地始终保持在能种田、愿种田、会种田的人的手中。农村改革以后,人搞活了,土地搞死了,土地不能流动。不能流动的话,土地就只能是一些老农民在那里劳作,这样怎么种得好地?比如说英国,英国的土地现在完全是自由买卖,英国的农民很富有,富人在农村。为什么?因为土地值钱。30年前2000英镑就可以买一英亩土地,现在涨到了1万英镑,翻了五倍。土地是主要的财产性收入。中国农民为什么穷呢?因为土地不值钱。我们农民最缺的就是财产性收入。打工的收入又能有多少呢?种点水果、卖点棉花、卖点稻子,能有多少?一般来讲,农民收入三大块,分别占比70%财产性收入、20%劳务性收入、10%产品性收入。农民靠卖产品永远富不起来。只有增加财产性收入,才能致富。如果农民的土地能流出去,他就有了资本,有本钱到城里去做事了。
  但是我们不能简单流转,流转的过程当中,要加强政府监管:农业的用途不能变。现在很多流转的问题,其实不能怪土地流转,主要矛盾在政府监管上。现在一听说资本下乡,很多人就觉得是洪水猛兽,实际上只是因为政府缺位。如果监管措施跟上了,还怕什么呢?
  读+:既然已经现代化了,为什么还要关注传统农村?
  徐勇:所有的现代化,都是相对于传统农业社会而言的,传统农业社会就是底色和根基。我经常讲,底色决定特色。我们在白墙和绿墙的底色上画画,出来的特色就不同。你一定要弄清楚底色。过去就是对底色没有搞清楚,盲目追求特色,就要走回头路。邓小平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符合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历史和国情就是中国人的底色,在这个底色之上才能有中国自己的道路。
  读+:能否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您的中国农村调查:对中国底色的描述?
  徐勇:是对中国底色的探源。


  《中国农村调查·口述类·农村变迁》徐勇 邓大才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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