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符码• //寻找知识的生命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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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尤雾

  网络课程

  几年前,视频公开课开始登录互联网,一时间引发轰动。各大门户网站竞相引进世界一流高校的视频课程,并加以高质量的中文翻译,让网民们趋之若鹜。娱乐归娱乐,让空闲时间能够在知识上获得收益,这显然是低成本高产出的行为。逐渐,国内高校也开始跟上这一波浪潮,民间各路知识人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一机会。尤其是这几年直播和移动网络在技术上日趋成熟,更让知识类课程成为了网络信息割据中的一方诸侯。现在,越来越多的传统学者开始登上音频和视频的平台,在新的技术下寻求知识延展的可能。而网民的知识多元化倾向也越来越大。自然如此,假如从量子力学到希伯来语的各类专业课程都能够让你打开手机信手拈来,那看似用不了多久,社会的知识结构会发生爆炸式的变化。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是一个良好的趋势。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技术上的便利改变了知识获取的艰难性和专业性。要是你每天在上下班的地铁里收听一个考古学的系列课程,不出一个月,你就能够把整个考古学的课程内容学习完毕。假如你还愿意稍加用功,那你无疑能体会到专业性的提升感。这些感受,或许都是正面的价值,毕竟能够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是不少人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

  最初,这些知识都是需要在学院中皓首穷经才能获得的,对于外行人士而言,其专业壁垒无比森严。而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一堵堵专业性的墙似乎都逐渐破碎了,一座“知识巴别塔”仿佛在慢慢建造起来。这一切看上去是好事,不过依我看来,也不仅仅全是如此,亦有值得探究之处。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知识分类体系,即一般大学的学院设置,主要成形于18至19世纪的工业革命时期。由于工业发展以及市场革命的普遍需要,人类的知识也被分成了各类块面,足以在不同生产系统中发挥作用。古老的“博物型”学者被淘汰,而专业知识分子开始占据主流。以往可以看见康德作为哲学家也涉及天文学研究,莱布尼茨也身兼数学家和哲学家等身份,这类人物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已然罕见。在知识分类越来越专业化的同时,知识也越来越变得对象化,和人的主体相互脱离。任何一个中等资质的人,只要足够努力,都可以胜任一名专业知识分子的工作,从事相应专业研究。知识本身成为了改造世界的某种工具,无论是谁,只要掌握了这一工具,都能够在其领地里游刃有余。

  然而,这并不是人类知识的本相。在启蒙时代之前,知识的获取和人对于自身生命的体察,此二者是难以分割的。亚里士多德虽然遍及诸领域的钻研,但该行为同其完善自身道德的努力是不可分的。换言之,一个物理学家亚里士多德和一个伦理学家亚里士多德,二者是不可在知识论上得到区分的。对于古希腊传统而言,知识本身就暗藏了个人拯救的可能。而在中世纪,无论是伊斯兰世界还是基督教世界,知识都和其各自的宗教体验密不可分,脱离了宗教虔诚的知识更是丧失意义的。

  唯有启蒙时代以降,知识开始从人的主体内部被分离。既然人成为了世界的中心主宰,那么知识也相应成为了工具理性的一部分。可是随着数百年的发展,到了今天,原初的问题又逐渐浮现了出来。要是知识不再负责人类的自身救赎,那么海量的知识又将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我们准备了一个什么样的自我,来准备好承载这些海量的知识呢?

  这似乎不像危言耸听,毕竟我们目睹了信息爆炸的过程,但我们的命运仿佛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好。假如说,传统的知识里包含着生命层面的自我省察,那么今天,省察我们自身的主宰又在哪里呢?

  再回到各类网络课程的铺张来看,假如你确实依靠这一切习得了从量子力学到希伯来语的各类知识,但假如生命依旧被知识牵引着前行,那这些知识除了营造一个博学的舞台景观之外,也未必有多少真正的益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于是在知识理性盛行的时代里,各类心灵鸡汤也反而盛行起来,人们需要鸡汤来填补日益空虚的内心。不过,长此以往也不是个办法。我想,各类知识的普及不妨缓行,与多学一门课程相比,如何寻求知识和心灵的重新亲密,这要重要得多。

  尤雾

  尤雾 1982年生于上海,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专栏作家,从事文化分析和艺术批评写作,文章散见于各大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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