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语闲谭• “被滥用”的移民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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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俞耕耘

  《现代性与大屠杀》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漫长演变,可以视为社会“现代性”程度的一个重要指征。历史上,英国最早走上了这条路:人口迁移规模激增,交通工具的飞跃,环球出游的可能,都市公共空间的拓展,极大改变了交往模式。我们不得不适应与更多陌生人生活在一起,谁也不可能实现隔离化生存。这或许正是“现代”留给我们的遗产。当代西方著名社会理论家齐格蒙特·鲍曼,毕生都围绕现代性,写出了系列学术名著:《现代性与大屠杀》《流动的现代性》《共同体》等等。他的晚年新作《门口的陌生人》,既与前作一以贯之,又动态追踪了中东乱局、难民危机等问题,为理解当下西方,提出了一系列卓见。

  如今,局部战争摧毁家园,饥饿贫病导致的难民问题,早已成了持续性阵痛。大量难民潮涌入,叩开西方国家的大门,他们是不请而来的异乡人,也是站在门口的陌生人。是堵在门口不予安置,驱散遣返,抑或消化吸收,是欧洲政府必须要做的选择。然而,这却是既不能堵,也不愿疏的两难。鲍曼发现,他们首要之事并非收拾残局,消化已酿苦果,而是思考如何逃避,才能显得“合理化”。于是,西方媒体对难民进行了大量的“归罪化”渲染,把拖累经济、安全局势恶化(暴恐袭击)和生活方式受到冲击都归咎于“陌生人”身上。这时难民与邪恶、恐慌天然联系在一起。

  关于焦虑的讨论,引发更多民众的恐慌情绪。他们越发担心这些来自“陌生人”的异己力量(原本就是异质文化,不同信仰),侵蚀威胁他们的安稳幸福。历史上大规模移民并非什么新鲜事。“因为我们的‘现代生活方式’,本身就会产生‘多余的人’。”只不过,难民是特定意义的危机移民,“当地社会转型或政治转型及其权力斗争,导致各种混乱、冲突和纷争,而他们成为牺牲品被抛弃”。

  鲍曼的眼光是发现这些舆论的“虚构”,以及移民恐慌被“滥用”了。这些不过是西方政客们最常使用的策略,那就是转移注意力的障眼法。他们在“愚蠢的、目光短浅的、现在公认已经夭折的政策以及军事冒险”之后,在安置难民的问题上,再次出现自私逃避。他们有意无视难民潮的“双重性”,回避难民对廉价劳动力市场和刺激经济的作用。另一面,难民涌入的现实,原本就暗合城市生活格局的“永恒二重性”——各阶层,贫富人群,各种族的共存。

  政客们正是利用这些危机滥用,在广大穷人和底层民众中扩散焦虑。因为,难民主要会给大量“朝不保夕者”造成强大竞争压力,引发仇恨与对立,而对于上层生活的影响则微乎其微。在鲍曼看来,政客们并不关心如何缓解公民焦虑,相反他们“更关心的是强化这种源于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以及不安全的经常性与无处不在的焦虑感”。一旦难民等同于这种不确定的焦虑根源,它就直接促使处置难民问题的“非道德化”(处理免于道德评价)和“扩大化”(可划入恐怖主义者)。

  这些情绪,反过来给了政治强人投机的土壤。“那些失败的、衰退中的社会……都在寻找一个意志坚定、逞勇斗狠的民族主义者”。“渴望铁腕强人是一种捷径,他们具有误导性却不无诱惑性。强人的承诺可能是欺骗性的,但也是诱人的”。“允许通过建立进口壁垒和强制遣返外国人来保证事态得到改善,只不过是‘白日做梦’”。

  相互孤立隔离,放弃对话合作,只会造成日后更大的不宁。全球化虽时有波澜曲折,却早已势不可挡。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相连,依赖共生。然而,正是这样的“共识”,却受到了威胁:保护主义、民族主义等声音始终未曾湮没,它们俨然成了全球治理的不确定因素。鲍曼完全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进行社会学研究,政治心理学分析,显得极富价值。

  俞耕耘

  俞耕耘 书评人,专栏作者。 【编辑:袁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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