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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周劼

  当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爆炸成功的一刹那,“曼哈顿工程”的科学负责人、被誉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脱口而出,引了印度圣诗中的一句话:“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他觉得科学在这一刻凸显的只有破坏与狂暴,完全跌入了黑暗面。

  这话被记者写进新闻,很快传遍四方。大家将它作为一个科学家以科学之名行撒旦之实、以爱国之名行暴虐之实后,汲汲忏悔、孜孜反思的名言。科学突破了人类的伦理道德底线,颠覆了善恶的认知,科学家自然之前越是枕戈待旦、废寝忘食地工作,之后越会信念动摇、初心成疑、心怀内疚、满腔懊悔。

  奥之懊,实是科学之良知。

  几年后,另一位深度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冯·诺伊曼听到这话后,不以为然地说:“矫情,说这话的人是在靠忏悔邀功。”

  在他看来,科学家尽心竭力、攻坚克难地搞研究,反倒成了罪过;同仇敌忾、为国尽忠反倒成了迷失,“被代表”在公众面前哭鼻子抹眼泪,实在难堪也不公正。科学本就探索未知,本无禁忌,破迷信祛邪魅,傲慢还来不及,何来自轻自贱?

  曼之慢,实是科学之坚守。

  孰是孰非?两种观点体现了科学、科学家和人类伦理三角关系的两种关联,自有科学以来,争论就没停过,也不是我们这一代能争明白的。

  只提一个小的逻辑上的困惑。如果科学有光明与黑暗两面,人性有光明与黑暗两面,那人类的所谓伦理道德也必有光明与黑暗两面。科学突破了伦理道德底线,又该如何证明是光明烛亮了黑暗,还是黑暗笼罩了光明?

  也许解惑,除了口水还得靠时间。想想,从黑火药到原子弹,从杀虫剂到转基因,从试管婴儿到克隆技术、干细胞,哪一次天使和撒旦不是靠时间来分清的,又哪一次科学和伦理不是从相杀到相爱,从相爱到相杀。就像贾宝玉说林黛玉:

  理他呢,过一会子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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