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流浪年代”之男女相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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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煦

  上周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比起电影《流浪地球》,刘慈欣的原作冷酷得多,但是在两万多字的原著小说里,他用了不少笔墨去写那个年代的男女之事,别有一番味道。

  小说主人公“我”的爸爸,是空军的一名近地轨道宇航员,有一天他回家对“我”的妈妈说——

  “我爱上了黎星,我要离开你们和她在一起。”

  “她是谁?”妈妈平静地问。

  “我的小学老师。”我替爸爸回答。我升入中学已两年,不知道爸爸和小星老师是怎么认识的,也许是在两年前那个毕业仪式上?

  “那你去吧。”妈妈说。

  “过一阵我肯定会厌倦,那时我就回来,你看呢?”

  “你要愿意当然行。”

  过了两个月,爸爸真从小星老师那儿回来了,妈妈没有高兴,也没有不高兴。

  刘慈欣用全知视角解释了这一幕:在这个时代,人们在看四个世纪以前的电影和小说时都莫名其妙,他们不明白,以前的人怎么会在不关生死的事情上倾注那么多的感情。当看到男女主人公为爱情而痛苦或哭泣时,他们的惊奇是难以言表的。在这个时代,死亡的威胁和逃生的欲望压倒了一切,除了当前太阳的状态和地球的位置,没有什么能真正引起他们的注意并打动他们了。这种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关注,渐渐从本质上改变了人类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生活,对于爱情这类东西,他们只是用余光瞥一下而已,就像赌徒在盯着轮盘的间隙抓住几秒钟喝口水一样。

  后来,“我”的妈妈死于地下城,当时岩浆入侵,根据联合政府的危急法,城里36万人按照年龄排队。最靠近电梯口的是由机器人保育员抱着的婴儿,然后是幼儿园的孩子,再往后是小学生,……妈妈则排在两万多名大学生后面。

  再后来,“我”爱上一个日本姑娘加代子,两人向联合政府的民政部发去了结婚申请。官员挥手在空中划出一个全息图像,上面整齐地排列着几万个圆点,是那几天全世界向联合政府登记结婚的数目。由于环境的严酷,法律规定每三对新婚配偶中只有一对有生育权,抽签决定。加代子点了中间的一个,那个点变为绿色,“我”有了生育资格。

  在木星暗红色的阴影下,“我”的儿子在地层深处出生了。过了一阵子,按照联合政府的法令,“我”和加代子把儿子送进了养育中心。回家的路上两人都感到维系关系的惟一纽带已不存在了。走到市中心广场,有人在演讲,另一些人在向市民分发武器。

  这就是叛乱的开始,人们牺牲奉献了400年、忍耐了400年,然后发现太阳没什么变化,他们觉得受骗了,要讨回公道。加代子默默地走上前去,接过了一支冲锋枪,加入到队列中,她没有回头,祖辈三代都是联合政府军的“我”没有跟上去,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

  关于那场叛乱,那是另一个故事了,那个故事更加冷酷。我这里想说的,仍然是男女相悦之事。

  “流浪年代”的这种事其实不适合拍成电影,观众掏钱进电影院是来享受梦境。听说电影《流浪地球2》已经启动,如果里面居然有爱情戏,那么其爱情观一定是我们这个年代熟悉和接受的。

  不过这不等于说,刘慈欣写的那些就是假的,是空想出来的。恰恰相反,它离我们很近。

  读曹聚仁的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抗战爆发,他是战地记者。有一次投宿旅店,只有一间房、两张床,和他拼住的是一对逃难母女。晚上,那母亲把十几岁的女儿推到他的床上;曹聚仁事后才知母女俩身无分文,还欠下房钱6元,于是店员安排她们如此行事。

  第二天,曹聚仁替她们付了房钱,叫了独轮车,又送了10元。

  曹聚仁写了这一段,接着就写他看过雷马克《西线无战事》,里面有个德国兵手拿两个面包,就有法国少女来投怀。

  曹聚仁后来又写他遇到的一个“老司机”。这司机用抛锚解决一切问题,一车客人,看中了谁,就“一路抛锚”,“谁都会变成他的笼中鸟”。

  流浪年代自然有英雄,也有小人;做不成英雄又不想当或者当不了小人的,就夹在中间。这样的年代,还是在电影院里或者书里看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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