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思考· // 思想史要回答“为什么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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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长的历史,各类思想家著书立说,可是,人类的精神依旧只有如此简短的几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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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周志强
  最近阅读一本有趣的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开篇就提到一个问题:亚当夏娃之前有没有人类呢?17世纪中叶,法国一位名叫佩莱尔的图书管理员撰写了一本《关于亚当之前的人类假说的神学体系》的书。在书中,他坚持考古中发现的“雷燧石”是人类早期制造的工具,这其实已经在宣布“上帝造人”乃是虚妄之言。尽管如此,特定的历史规定了人当时的想象力,佩莱尔还是承认亚当夏娃的存在,他认为,亚当和夏娃是犹太人的祖先。在那个时候,这当然是“危言耸听”。这本书虽然讲述了在今天的人看来很平常的知识,却违背了教会的教义。佩莱尔不仅被宗教法庭拘禁,他的书也在巴黎被烧毁。最终,佩莱尔向教会妥协:他宣布放弃“前亚当”的学说,并退出加尔文教。最后,他死于一家修道院中。
  这使我想起伽利略的故事。为了不被烧死,伽利略只好在同意太阳围绕地球旋转的声明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他一边签名一边自我安慰说,没关系,反正还是地球绕着太阳转。
  看来,思想史的发展未必跟历史相配合,但是,却总是与黑格尔所说的“精神史”相维系。考察思想的诞生,不能仅仅看它说了什么,更要看为什么这样说。一定的时代,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也可以有诸多不由自主写出来的荒唐怪诞。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曾经说过的话消失了意义和价值,而为什么这样说却变得更值研究和分析。
  冯友兰上个世纪70年代发表了诸多大批孔子的文章,与他此前的主张截然不同。这个“转变”,令很多人不能理解。梁漱溟就大为不满,后人也诟病不已。梁漱溟后来著述提到旧事,对于冯友兰曾经的举动谅解且理解,在我看来,这不是对思想史的谅解,而是出于对特定精神史的了悟。
  于此,领悟“转变”比痛骂“谄媚”更有助于我们了知精神史的特定逻辑。
  其实,历史如此,人生何尝不是?在我的青年时期,最喜欢金庸笔下的胡斐,任性使情,敢作敢当,且从不苟且犹豫;而到了中年时期,越来越喜欢可有可无的令狐冲,随随便便若即若离。时至今日,更加慢慢明白,令狐冲的魅力不是他的自由和洒脱,而是他对于掌控他人命运的力量毫无兴趣的态度,是他心里没有正教魔教分野的气度,而只有“人的痛快”的追求。有时候我会奇怪地觉得,“令狐冲”才是做学问的人应该坚守的一种方式:肉身不免陷入各种各样的事务,精神却超越独立、冷眼旁观。
  思想史与精神史的对照,不妨比作两种有趣的态度:前者丰富多姿怪模怪样,后者却只有“坦白”这样两个字。一个人的思想常常会拜金拜权拜时势,精神却最终漂浮在历史的海平面,坦白呈现极为简单的因素——嘴巴可以自动说话,历史却坚持无声的表达。
  费希特曾经把人类的精神历史分成五个阶段:理性服从本能的时代、理性服从权威的时代、解放的时代、理性科学的时代与理性艺术的时代。漫长的历史,各类思想家著书立说,可是,人类的精神依旧只有如此简短的几种形态。我们今天终于走到了“理性科学”的时代,无论人们生产出怎样的学说,做出怎样令人吃惊的辩护,终究无法逃离理性科学时代的“坦白”。我们具备了这样的能力:不仅看你说了什么,也懂得你为什么这样说——这正是理性科学时代的光辉所在。


  周志强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
  (编辑:禹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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