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西渐· // 作家必须沉浸于母体文学的溪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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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西方的模式写中国的故事,难免与国人的思维经验相悖离,显得“隔”,不“贴”


  德国汉学家顾彬
  文/蔡小容
  去年10月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来武大外语学院讲座。他讲:“Translation is original。”——翻译是原创,而不是对原文的复制。德谚有云“翻译即背叛”,所以你不能指摘译者的翻译错误。“没有什么原文,我们不犯错误”,他这么说未免偏颇了,没有原文何来译文呢?这么说则是中肯的:“原作与译作的关系不能如双手合十,而应如交叉紧握,各自独立又互相依存。”
  他很爱中国文学。多年前,李白的诗让他从神学转向文学,具体说,是那首:“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论杜牧的抒情诗》,想必那句“十年一觉扬州梦”也令他动心不已。他说唐朝的诗可以破坏德语的语法,至少是一两行。这句赞美很含蓄,想想看德语语法何其坚固——论语法,法语远强于英语,德语更强于法语,而汉语,我们中文的语法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他讲完了有人提问,问题听来有趣,内里锐利:是否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是茅台,下半叶的是二锅头?顾彬答道:诗歌仍然是茅台,王安忆的小说是茅台,而莫言等人的,只是汾酒。台下欢然,笑语荡漾到了网上:那,谁是五粮液,谁是泸州老窖?还有郎酒、仰韶、宝丰、杜康……好像讨论这个话题需要先熟悉中国不同酒的品级与风格。它们各是什么品级?我一概不知,但从字面语感上觉得莫言与二锅头挺相配。
  我没看过莫言的书。国内几位与他大致在同一重量级的男作家的书我也没看。如果不是考试或学位压力,文学作品尽着自己爱读的去读就好,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论文题做的是严歌苓,从而莫言、余华、格非、刘震云们都被我漏掉了。对于专业现当代文学研究者,这几位大作家都是研究重镇,但为什么我却不想看呢?我读到孙郁先生的一篇文章《文体的隐秘》,他的论说令我豁然开朗。
  他说,余华、莫言这些重要作家,他们的长篇的成功之处并非文本里的深层语态,而只是故事本身。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写曲折、宿命的人间,隐含着中国的人间哲学,小说在深度上令人刮目,但文字却有“西崽气”,仿佛是翻译文体。莫言、格非等人也与他类似,他们的文字不是古中国认知血脉的延续,故尔他们的作品像一种海外舶来之物。这些优秀作家深受西方成熟的小说体系的影响,在结构和人物等方面多有受益,而本土文化的内功,因为忽视而减弱,他们从西方文学学来了小说的结构,却不幸将中国文字的传神功夫抛弃了。
  ——对啊,正是此理!用西方的模式写中国的故事,难免与国人的思维经验相悖离,显得“隔”,不“贴”。为什么中国古典小说那么好看,《三国》《水浒》《西游》《红楼》《儒林》《聊斋》,一代代的中国人百读不厌,因为它们集中了国人对文学、历史、社会、人生最精妙的感悟,包含着民族生活的隐秘与汉语的魅力,是我们血脉里的东西。在这些方面有所了悟和着力的作家也同样深具吸引力,如汪曾祺,他不像酒,更像茶。
  莫言获诺贝尔奖后,评论蜂起。有一篇《莫言的“染病的语言”》,作者叫孙笑冬(Anna Sun),她只谈文学的天然血肉——语言。孙笑冬认为莫言的语言没有美学价值,重复、老旧、粗劣。与孙郁先生的观点类似,她也说莫言的语言脱离了中国文学过往的几千年历史,不复优雅、复杂与丰富。
  这位作者我恰好知道,她1990年赴美留学,2001年在国内出了本随笔集《蓝色笔记本》,我当时应出版社之邀写了一篇书评。一个19岁的少女,心爱的作家是“雪芹”“爱玲”、里尔克、普鲁斯特与帕斯捷尔纳克,行李中带着一部书页发黄的《红楼梦》,带着中文写作的愿望到一个不讲中文的国度里去生活。20多年后,已是俄亥俄州凯尼恩学院助理教授的她写出这篇评论,真是自然而然,初心不忘,篇末她提出期许:“作家必须始终沉浸于更为纯净的中国传统文学的溪涧,即使遭逢最荒芜的环境,也从未断流。”
  严歌苓说国内的作家她比较关注这三位:王安忆、林白、毕飞宇。这三位我也读得较多,这证明我对严歌苓的理解大致不差,我们的关注点都在文字、文体、美学。


  蔡小容武汉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兼事写作,有散文集《小麦的小人书》、长篇小说《日居月诸》等。
  (编辑:禹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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