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头条】《科学外史》祛魅“科学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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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科学外史》如何见“外”
  江晓原的《科学外史》已经出到第3集,这套书是他为法国科学杂志《新发现》中文版写了13年的专栏文章结集,涵盖天文地理、宇宙太空、科技科幻诸多领域,作者从历史上种种趣事入手,揭示科学之前世今生,将科学从人们盲目迷信和崇拜的神坛上请下来,还其应有面目。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博士。1994年中国科学院破格晋升教授。1999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
  这段介绍其实不完备,至少遗漏了一个重要的点。江晓原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关于性学的,叫《公元14世纪前的性科学》,他是当代中国较早从事性学研究的学者,研究历程长达30多年,这方面的著作出了好几本。
  在《科学外史》里,也有些文字是谈性学的,比如《“内丹”之谜:自然奥秘还是人间神话?》《中国一项真正的世界第一》等等;不过记者今天想要推荐的倒不是这些。
  《科学外史》不是科普书,其中不乏对科学的调侃、审视,就是没有传统的“科普”。
  江晓原明言:“想和读者分享我对科学技术的新解读和新看法。这些解读和看法都是在‘反科学主义’(反对唯科学主义)纲领下形成的,所以经常能够和老生常谈拉开距离。‘外史’是双关语:自学术意义言之,是科学史研究中与‘内史’对应的一种研究路径或风格,重视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关联及互动。自中国传统修辞意义言之,则有与‘正史’相对的稗史、野史之意,让人联想到《赵飞燕外传》《杨太真外传》之类。”
  事实上,《科学外史》中不乏战斗性,而这战斗的矛头,就是指向某一批科学界人物的。
  “在科学告别了它的纯真岁月之后,就一头和商业资本密切结合在一起了。这种结合是我们自己促成的,因为我们向科学技术要生产力,要经济效益。……与商业资本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科学技术,就像一位工于心计的交际花。她艳光四射,颠倒众生,同时心里却很清楚自己要谋求的是什么。而且她还非常聪明地利用了这样一种情况:那些围绕在她石榴裙下的倾慕者们,许多人对她的印象还停留在昔日纯真少女的倩影中,他们是真心热爱她、崇拜她,对她有求必应,还自愿充当护花使者……我们很容易看到,在当代的科学争议中,可以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一方,总是竭力掩盖这种经济利益,这也是他们热衷于将争议问题简化为‘科学问题’的重要原因。”
  不仅如此,一旦将争议问题转化为科学问题,公众的发言权也就被剥夺了,只有科学家才懂科学嘛!
  一语道破“科学问题”的奥秘后,江晓原转身又对“影响因子”开战。他用了9篇文章,指出令中国一部分学者神魂颠倒的“影响因子”其实是一门生意,有不少“操作”空间,那些如雷贯耳、大名鼎鼎的国际学术界顶尖玩家,都在里面上下其手,赚得盘满钵满,实乃深谙潜规则的“老司机”。
  对勾股定理的370种证明
  《科学外史》战斗起来很犀利,但是更多的还是心平气和的持平之论,《勾股定理的荣誉到底应该归谁?》就是一例。
  勾股定理在西方被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20世纪20年代,一些中国的数学教科书中开始将勾股定理命名为“商高定理”,理由是中国古籍《周髀算经》中记载着一个名叫商高的人,对周公讲了这样一段话:“析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其外,半之一矩,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这段话毫无疑问是在谈论勾股定理,而周公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1世纪,商高既和周公谈话,当然是周公的同时代人,这就比毕达哥拉斯早了数百年,所以商高理应获得勾股定理的荣誉。
  江晓原认为,其实在毕达哥拉斯之前一千多年,古代巴比伦人已经知道勾股定理,况且毕达哥拉斯本人是否对勾股定理作出过证明,至今并无确切证据,所以如果将毕达哥拉斯视为勾股定理荣誉的第一候选人,那他的资格并不牢靠;可是另一方面,历史上是否真有商高其人,还没有确切证据,在战国秦汉之际的著作中,托引古人是一种流行的修辞方式,所以商高如果作为勾股定理荣誉的候选人,他的资格还不如毕达哥拉斯牢靠。
  更重要的是,在毕达哥拉斯身后的两千多年中,西方世界的学者不断给出各种各样的对勾股定理的证明,前后竟有370种以上,其中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中,给出了一个特别简洁而优美的证明。
  相比之下,商高只是陈述了勾股定理在勾三股四弦五时的特例,既没有给出定理的普适形式,更未给出定理的证明。直到东汉末年,学者赵爽为《周髀算经》作注,才给出了勾股定理的普适情形及有效证明,这才是中国人完成的对勾股定理的真正证明。赵爽依据的方法和欧几里得倒是不约而同,不过他比欧几里得晚了约五百年。
  记者认为江晓原就此作出的结论特别有借鉴意义,在此抄一下:
  “在搞科学史的人中间,确实有不少人对于荣誉争夺战情有独钟,这种荣誉争夺战对于科学史研究有时也确实不无促进作用。不过在我看来,即使加入这种荣誉争夺战,也应该尽量讲求费厄泼赖,意气用事、民族沙文主义、将学术问题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等等,都是违背费厄泼赖精神的。最好的做法,应该是尽量避免开启战端——所以将这个朴素的定理就朴朴素素地称之为勾股定理,是最稳妥的。”
  来自北纬36°的“穿越”
  前面说了,江晓原是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博士,《科学外史》里有关“天学”的文章不少,但是这些文章读来不仅有趣不枯燥,而且特别能开脑洞。
  比如《古代中国宇宙有希腊影子吗?》,江晓原从一部古书里的二百来字记载中,找出这样一个事实——一部天文学仪器,曾经被装置在北纬36°的地方,在这个地方诞生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浑天理论。江晓原又抽丝剥茧,找出可能设置这部仪器的3个地点,都与北纬36°有一度以上的距离,而中国古代的天文测量水准已经很高,不可能有这种误差。
  然后江晓原展开地图,沿着北纬36°一路向西,真的找到一个特殊的地点,就是希腊东部的罗得岛,这个岛曾以“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太阳神雕像著称,它在世界天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古希腊著名天文学家希帕恰斯长期在这个岛上工作,这里有他的天文台。
  公元前后,一个来自希腊罗得岛的人,向中国天文学家描述了某种专业知识?
  孤证不立,江晓原在另一篇文章指出,在《周髀算经》中就包含了古希腊人所知道的地球寒暑五带知识,而这样的知识完全不是中国本土的——后人赵爽为《周髀算经》作注时,他明确表示无法相信。
  江晓原含蓄地说:“看来,在古代中国的宇宙模型中,早就有古希腊的影子若隐若现了。”
  读这样的《科学外史》,就像是看侦探小说;而这样的江晓原,虽然口口声声自己是“反科学主义”,倒令人觉得他是留守在“科学的纯真岁月”的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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