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芳谈城市中国与现代化

2012-11-27 08:41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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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社会学教授陈映芳的新作《城市中国的逻辑》,日前由三联书店出版。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映芳谈 城市中国与现代化

(长江日报 记者刘功虎)该书是她在十几年的城市社会研究基础写作而成,重点以上海为“田野”,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升级、居民大动迁的历程展开了长期调研,对城市开发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开发资本如何进入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等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

  近日,针对松动中的户籍问题、农民工制度、城市化终极目标,以及如何看待百年中国的现代化努力等问题,本报记者与陈映芳教授展开对话。

  作为一本实证性的城市社会学著作,《城市中国的逻辑》的立意并非要提供一幅新的改革路线图。

  陈映芳通过在上海贫困地区和城郊地带进行的社会调查和口述史研究,描述了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的成长史,也指出了这个城市急骤增长的封闭性和排外情绪如何限制了它的活力和发展。

  这些研究还涉及城市空间如何在不同阶层之间分配:掌握着规划和开发权力的政府官员,掌握着资金的开发商,高档商品房的买主、老城区的底层居民以及外来租客,他们的行为和互动如何改变着当代城市的外观和功能……

  陈映芳对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盘根错节的问题研究之深,对农民工制度和乡城迁移轨迹演变把握之透,让人不禁以为她的生活经历与农村渊源很深。

  “其实,我在农村呆的时间很短。我在‘文革’过后前往苏南当过一段知青,与早年的‘正宗’知青们完全不同。苏南也不是劳动力输出地。我关注农村农民,关注乡城演变,受学术传统和自己问题意识的影响更大。”

  陈映芳告诉记者,十多年前,她留学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攻读社会学,“当知道我即将回国任教时,我的日本导师森田洋司先生曾对我说:‘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社会学田野呀’。”

  日本留学期间,陈映芳深受美国芝加哥学派影响,偏重关注城市贫困等社会问题,而恰好她的家乡上海也慢慢显露出城市问题,因此她自然而然地将视角投注到了这一领域。

  经过多年的学术研究,陈映芳先后出版了《移民上海——52人的口述实录》、《征地与郊区农村的城市化——上海市的调查》、《棚户区:记忆中的生活史》等多部专著,发表的多篇论文的主题则更加广泛,涉及前苏联社会结构的社会学分析、征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贫困群体利益表达渠道,以及乡土中国、城市中国及城镇关系等。

  “农民工问题、征地问题、城市开发运动、城市化过程中的反城市化,乃至城市社会结构中国家、家庭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等,需要我们投入热切而理性的关注。这是中国彻底、真正现代化无法绕开的严重课题。我们见证了,参与了,但是仅凭我们有限的学术力量还远远不够。”陈映芳不无忧心。

  以最小代价获得劳动力资源

  读+:在你眼中,社会生活的逻辑、资本的逻辑以及政治的逻辑,统统在“农民工”体制的生产过程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农民工”不但是一种被广泛确认的身份,而且成了一种制度。它为何得以长期存在?

  陈映芳: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之所以被推行、被维持,首先是因为政府的需求。这项制度对于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社会秩序管理承担着特殊的职能。30年来,户籍制度虽有了一定程度松动,但是政府需求仍然存在,国家安全部门和行政管理系统已经形成对这套制度系统的依赖。

  同时,现行户籍制度承担着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源配置功能。国家将国民按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区分开来,据此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财政负担,和其他一些生活资源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目前,现行户籍制成为国家(城市政府)财政的保护屏障,人口流入地政府可以设法限制或免去为流入人员提供公共教育资源、制度性社会保障以及其他各种社会服务的职责,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

  读+:近年户籍制有了哪些松动和变化?这些松动为什么很难演变为最终的松绑?

  陈映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开始实施了某种形式的放权,城市政府拥有了一定的改革自主权,出于产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开始对乡城迁移人员和地区内农村人口开放市民权、支付市民待遇。有的地方直接取消了“农业户口”种类,统一了地区内部的“居民身份”。也有一些城市对外来人员有条件地开放居住、就业、入学和社会保险等权利。

  但是,农村户口人员的国民待遇空洞化问题依然存在,这构成了城市开放市民权的一个现实障碍。国民待遇的空洞化,加大了城市市民权的成本,城市政府出于避免财政负担、确保城市竞争力的需要,会倾向于控制城市开放度。同时为了减少人口规模压力,满足城市人力资源需要,城市会设法依据自利自保的需要,制定相应的吸纳/排斥外来人员的政策。

  读+:这些年城市门户开放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陈映芳:我们不难发现,城市政府在调整门户开放政策时,始终是以城市利益最大化为基本目标。

  以上海为例。其颁发的居住证,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常住户口,但是却大幅度拓宽了吸纳人才的渠道,既减轻了“引进人才”的财政负担,又有效拉动了房产市场。很多制度安排,比如货币分房、安居房工程、公积金制度、购房贷款等,每一项改革措施推出的同时,总伴随着排斥性条款,总有一些够不上条件的群体处于政策优惠之外。让劳动力进入城市,将养老和劳动力再生产的负担留给农村,这成了城市实施各项排斥性政策的功能目标。

  城市政府始终以城市利益最大化为基本目标,让劳动力进入城市,将养老和劳动力再生产的负担留给农村,这成了城市实施各项排斥性政策的功能目标。

  “流动人口”概念本身就有问题

  读+:“农民工”、“流动人口”这些词,听着不是滋味,总感觉他们似乎是外来者,从哪儿来还得回哪儿去,尽管他们已经在我们的周围生活了很久。

  陈映芳:的确是这样。包括知识界、舆论界,有关乡城迁移人员权益问题的讨论,总是在使用“流动人口权益”、“农民工权益”等概念。这类概念,实际否定了乡城迁移者作为城市“居住者”(居民)的现实身份,也夸大了其流动性,抹杀了其定居性。

  而且这些概念沿用了“农民”这一身份标志,使得歧视性的身份制度在城市得以延伸。城市中不仅形成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二重社会,迁移者的孩子们也被贴上了“农民”的标签,身份的世袭效应已经出现。“农民工子女”、“民工子弟”的说法盛行,这些概念甚至已经进入城市公共政策。

  读+:据你搜集到的数字,近十年来,上海市外来人员人数一直在以10%的速度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限制政策实际上是失效的。这是为什么?

  陈映芳:城市政府对外来劳务人员的排斥性政策,恰恰意味着企业如果使用外来务工人员的话,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因而倾向招收更多外来务工人员。

  比如说,他们的平等就业权没有得到应有保护,实际降低了企业侵害外来务工人员权益行为的法律成本,企业较容易将工资压到最低,或者免去签订劳动合同的义务。至于医疗、养老、住房等保险费用,更是能省则省。

  读+:你曾提到,“外来人抢原住民饭碗”的移民效应,在移民国常常会引发社会紧张和冲突。但是目前看来,这种冲突在我国并不很严重。这是为什么?

  陈映芳:我在我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甚至试图将这视为某种“社会奇迹”。但我们首先应该清楚,中国国内的“农民工”、“流动人口”不是国际间移民。国内的乡城移民、城际间移民,即使有社会排斥,也与对国际移民的排斥不同。高流动率本身,就是现代城市的一个基本特征。

  另一方面,这些年中国的经济一直在持续增长,城市本地市民并没有感受到经济危机的威胁,同时外来人员还为城市居民带来了便利。而且,充足的人力资源供给,还使城市政府有能力为本地居民提供各种社会保障。

  事实上,除了在高学历群体中外来白领与本地青年之间,形成某种程度的职业竞争关系以外,今天在城市居民与外来民工之间,实际形成的是一种等级化的区隔关系,这种区隔对于消解紧张关系,应该说是起了作用的。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一旦危机来临,紧张和冲突是完全可能到来的。

  “流动人口”、“农民工”这类概念,否定了他们作为城市“居住者”的现实身份,夸大了其流动性而抹杀了其定居性,也使歧视性的身份制度在城市得以延伸。

  有市民社会,才有真正的现代城市社会

  读+:调查发现,很多征地农民或者他们的子女赋闲在家,不做事。造成他们就业难的原因,各界有着怎样的解释?

  陈映芳:这个现象很有意思,值得深深追问。据我们的调查,城郊农民一般解释为两个原因,一是他们受到了外地农民工排挤,一是政府未尽责。而主管部门有些干部则认为,一是劳动力就业已经市场化,企业不会“随便给你白养一个人”,二是征地劳动力自身条件不足,不适应市场需求,三是征地人员怕吃苦。有些学者也很认同这些解释,认为本地人“就业观念”有问题,“他们有一种盲目的优越感和虚荣心,挑肥拣瘦,因此高难成、低不就。”实际上,这些都是表象,我认为有更深层的原因。

  读+:那你的研究结论是什么?征地人员为何“竞争”不过外来农民工?

  陈映芳:无业的征地人员一般可以享受待工补助。在他们看来,如果辛苦工作一个月比不工作多不了几个钱,那还不如在家待着。除此之外我们要看到,征地农民与外来民工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市民“与“农民”之间的属性差异,以及各自生活样式的不同。

  随着郊区城市化程度提高,征地人员职业、身份的非农化,他们的生活意识、生活式样的非农化,以及生活需要的提升是必然趋势。想要一份体面、正规一点的工作,不愿为存钱而牛马般地干活,不愿单身一人外出打工,要在家享受家庭生活、八小时以外想要像城里人一样休闲。郊区征地人员不想同外来民工那样过反生活原则的日子,我认为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心态和愿望。

  我们要看到,外来人员的城市生活其实是反生活原则的。他们迟早也应该过上“市民化”的正常生活。

  读+:城市化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市民化?

  陈映芳:对。将“城市化”简单视为农民职业、身份的“非农化”,远远不够。农民,无论是郊区的还是外地来的,在城市化过程中过上城里人一样的生活,不仅仅满足于生存,还要生活出一定的质量,拥有相应的权利,我们称之为“市民化”。这是城市化的精髓和目标所在。现在的“城市化”,被简单解释为人口学的过程,被等同于“产业化”,或被解释为城市的扩展和再开发,人、社会以及生活、意识等方面的内容被忽略了。

  读+:也许这些只是阶段性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进,会迎刃而解?

  陈映芳:但愿如此。但即使这样,我们也要正视城市化进程中所展露的问题。有些问题可能会被逐渐消解,有些问题很可能导致难以预测的负面结果。

  现在我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路径,都只能是寄望于党政权力系统可能的关注和投入,且大多是滞后的,还很难由市民自身的参与决策来避免。说到底,如果没有“社会”和“市民”的发育、成形,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现代城市社会。

  现在的“城市化”,被简单解释为人口学的过程,被等同于“产业化”,或被解释为城市的扩展和再开发,人、社会以及生活、意识等方面的内容被忽略了。

  《城市中国的逻辑》

  作者:陈映芳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2012-5

  页数:485

  “现代化”理想驱动中国变迁

  读+:以今天的眼光,我们该怎样看待“现代化”命题?其内涵在中国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轨迹?

  陈映芳:“现代化”在中国,不仅是一种社会过程或一种理论,还是一种价值理想。

  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最普遍、深刻地驱动着中国社会持续变动的价值观念体系,不是儒家文化,也不是共产主义或国家主义、个人主义,而是以“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科学”、“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等这些理想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目标。

  中国人的现代化理想,通常可能以西方社会的文化和制度作为重要的想象源泉,但它已经成为本土价值体系的重要部分。现代化的各种规划,与中国社会普遍认同的现代化价值理想之间的分离,正成为中国社会深刻的现代化危机。

  读+:经济学家张五常提出,中国近几十年经济发展的秘密,在于无意中创生了一种地方政府竞争的模式。他对这种模式大加赞赏。你怎么看待这一观点?

  陈映芳:我很难对经济学家的专业学说作出恰当的评价。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模式”,其实是本土许多学者都早已注意到的,不只县与县之间,在城市内部可以清楚地看到区政府间的竞争。例如隔着一条河,两个区可以为了抢先开发自己区内的房地产业,而将已经开始架设的大桥搁那儿好多年,直到一个区基本实现开发目标了,才答应将桥开通。

  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机制,离开了政治和社会的运行机制是很难解释清楚的。不讲清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仅从地方间关系来理解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也是不完全的。其实经济奇迹的真正“秘密”,与其说是地方政府间经济发展的竞争关系,倒不如说是政府作为资本主体,将它掌握的国家资源直接转化为商品,同时还以垄断的方式来经营它所支配的公共产品供给系统。

  中国人的现代化理想,已经成为本土价值体系的重要部分。现代化的各种规划,与中国社会普遍认同的现代化价值理想之间的分离,正成为中国社会深刻的现代化危机。

 

 

责编: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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