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胡发云:“它是一种另类的青春小说”

2013-01-11 10:05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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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发云。图片来源于网络

  长江商报消息胡发云新作《迷冬》问世,讲述“文革”期间武汉往事

  2012年第5期《江南·长篇小说月报》上刊登了武汉作家胡发云的《迷冬》,这是继2006年《如焉》出版之后,胡发云的又一重量级作品,也是他计划书写的系列作品“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小说的时间从1966年冬天开始,主人公多多被人在一艘被缴获用作客轮的美军登陆舰上发现,那场已开展半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把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都牵扯其中。

  注定无法逃脱时代的青年,在顺应时局的面目下悄悄梳理内心的迷思,多多和好友组织成立了一支名为“独立寒秋”的文艺宣传队,这是一群“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十五六岁的青年人,他们在音乐里小心保护对艺术与自由的理想,并以此在风暴眼中获得了短暂平静与精神快乐。

  胡发云用自然主义的笔触,把1966年冬到1967年湖城的动荡历史,从一群青少年之眼中折射出来:好派、屁派在夺权斗争中的此起彼伏,人的大脑如要思考即知已遁入无限黑暗,而闭上眼睛随波逐流或许还能抓住希望的稻草。

  历史书上的“文革”止于1976年,但胡发云认为,“由于在思想上还没有做到深刻反省,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说中国的‘文革’并没有结束。”

  邢小群说:“老三届都已步入花甲之年,但有深度的表现‘文革’的长篇小说似乎还没有问世。”而《迷冬》终于出版,从文学的角度,它可能将对于“文革”的记忆、反思、研究又向真实的维度推进了一步,这是民间的真实,也是更为可信的真实。

  本报记者刘雯

  作者

  胡发云,男,1949年出生,武汉市人。1968年高中毕业于武汉市第十四中学,同年到湖北天门县插队。1970年回城。当过焊工、车间统计员、厂工会干事。1984年到武汉市文联文学创作所任合同制作家,后转为专业作家至今。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首届作家班。中国作协会员。

  少年时代开始学习诗歌与音乐创作,并发表习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发表小说、散文、随笔、纪实文学作品。近年来发表的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处决》、《麻道》、《老海失踪》、《死于合唱》、《隐匿者》、《思想最后的飞跃》、《驼子要当红军》、《葛麻》、《媒鸟5》、《老同学白汉生之死》、《射日》及短篇小说《晓晓的方舟》等,此外,还有《邂逅死亡》、《老傻》等一些散文、随笔和艺术散论。出版过个人文集四卷——小说集《晕血》,散文集《冬天的礼品》,纪实文学集《轮空,或再一次选择》,诗集《心灵的风》,以及纪实作品专著《第四代女性》。

  作品

  《迷冬》是直面书写文化大革命的长篇之作,“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三部曲的第一部,主要线索是一个由中学生组成的“独立寒秋”文艺宣传队起起落落的过程,背景是1966年冬天到1967年,虚构的湖城实际上是武汉。

  专访·谈记忆

  “不仅仅是故事的真实

  我更希望做到心灵的真实”

  锐读:《迷冬》的整个故事都很真实,真实到让人觉得这是一部自传,这部小说是完全根据您的亲身经历所写的吗?真实是这部小说的生命吗?

  胡发云:一部小说,如果读者感觉到真实,那么它是否是作者自传,就不重要了。在这部小说中,我希望做到的,不仅仅是故事的真实,还希望做到心灵的真实,精神的真实,后两者其实更重要。

  锐读:小说中很多细节非常逼真,比如大字报上的诗歌,各种斗争的口号等等,这些繁琐的历史,与身处其中转瞬间的心情,您是如何记忆下来的?

  胡发云:记忆不是有意而为的,你看看大家当年倒背如流的英语单词、数学公式、化学分子式,如今还有几个人记得?记忆是和心灵有关的东西,触动过你心灵的,你会长长久久地记得,比如饥饿时期的一块红薯或小姑娘的一只蝴蝶结。

  锐读:主人公名为多多,意为“多余的人”吗?他时而微弱时而强烈的存在感,不合时宜的心境,处处都让我想到俄罗斯小说里的“多余的人”。

  胡发云:小说里写到过“多多”这个名字的来历,也说到他从小就是一个和环境、时代“格格不入”的人。你可以联想到俄罗斯小说中的“多余的人”,俄国那时候的“多余的人”,还有将自己多余出去的自由,但是在多多那个时代,他是连这个自由都没有的。

  专访·谈武汉

  “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都会是这样”

  锐读:您书中描写的很多场景,比如鸭子凼、“独立寒秋”排练用的租界大楼,容易让人联想到武汉许多有相同特点的地方,为什么不直接点出这些地点的所在?这个发生在湖城的故事也可以发生于任何其他城市吗?

  胡发云:我是地地道道的武汉人,写武汉的场景比较方便。上世纪六十年代,武汉还有许多“鸭子凼”一类的贫民区,也有许多“统战部”大楼一类的西式建筑,不管是虚构,还是写实,细节都可以信手拈来。但关键的是,一个地方的环境和一个地方的人有着某种深刻的内在联系。

  我没有将小说故事地点写为武汉,所以也就无法写出真实地点,读者可以自己去联想,找一找自己熟悉的地方。

  这个故事当然也可以发生在其他地方,但是语言,环境,氛围,气质,会有各自的色彩。

  锐读:第八十四节中,您对武汉市民的描述非常准确而深入,“情感与利益决定了选择。民间伦理战胜了正统意识形态。”这种武汉市民的性格是在任何时代都具有普遍性的吗?

  胡发云:是的。其实不光是武汉市民——或者说“湖城”市民,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都会是这样。

  专访·谈创作

  “释放的快乐与轻松”

  锐读:经历过这些动荡,您在直面书写的过程中,内心有何种感受?会痛苦吗?还是一样的敏感吗?

  胡发云:没有痛苦。如果永远不写或不让写,也许会有痛苦。现在写了,倒有了一种释放的快乐与轻松。如果说敏感,应该感谢当年的敏感,让我内心记住了我今天能够写下的一切。

  锐读:有过相同经历的读者会对您的小说有更深的感悟,也因此会有更多的意见与挑剔。您是一位为自己书写的作者吗?还是更多地为了读者,为了一代人,为了未来的人?

  胡发云:“文革”是一次漫长复杂的社会运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历、感受和评价,对这部小说有不同的意见,是太正常不过了。这是一件好事。一段历史,有许多人来说,来争议,才能渐渐显露出它真实的全貌。多年来,许多重要历史,只让一部分人说,甚至一个声音说,后来我们发现,他们说的,并不真实,由此误导了后人,再次造成历史的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写自己的“文革”,自己的生命史。只有为自己内心写作的人,才能为他人提供真实的读本。对于我们的后代读者,更是如此。

  锐读:到今天为止,您认为那段岁月对人心的影响是否随时间流逝而被冲淡?您是否曾对人性感到绝望?在犬儒与激进,理想与现实中,您对自己的位置是否有过调整?

  胡发云:只要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没有认真诚实的清理与反思,所有荒唐残酷的岁月都会重演,甚至不断加进新的荒唐与残酷。

  与犬儒相对的并不是激进,也有温和的勇敢正直,也有打着激进旗号的犬儒,当今几个著名犬儒,都曾非常激进过,从他们的演变看来,那也只是一种算计过后的激进。

  我崇尚表里如一,真诚磊落,这样的话,即便错了,也容易找回真理。对于为了私利不说真话的人,已无对错之分。

  锐读:《迷冬》是“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三部曲之一,后两部的风格与架构是《迷冬》的延续吗?读者大概会在什么时候见到?您觉得这费尽心力的三部曲最大的意义在何处?它们最该被什么人看到?

  胡发云:应该是。《迷冬》已经出现了数十个人物,其中很多还会在后两部中展开自己的命运,直至数十年后的今天。因为这些人物已经活动起来,往下写就要省事一些,准备两年写一部,完成这个三部曲。

  这三部曲,想不受任何关于那段岁月的既定解读与多年教化的约束,写出我的经历、感受、思考,和当年的世态人心,特别是当年那些少不更事却不得不卷入其中的青少年的成长史。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它的总题“青春的狂欢与炼狱”所寓意的那样,它是一种另类的青春小说。所以,我觉得它最应该被今天或往后的青少年看到。防止“文革”以及其前后一系列社会运动的重演,就像今天的欧美青少年,对二战了然于心,让那些历史梦魇不再成为现实。

  本报记者刘雯采访

  书摘

  有一种张力,一直或隐或现地存在着

  ……对于湖城的大多数市民而言,保联代表着正统和权利,这对他们来说是压迫多于亲近的。尽管在很多时候,他们会顺从,会应和,但是内心深处,那是一种异己的力量。

  这个城市的管理者,以及他们后来培养出来的支持者,并不是从这个城市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世世代代以来,这个城市的居民,都生活在一个自洽的小社会中,一条巷子,一个行业,一片聚族而居的街区,他们靠自己的劳作、聪慧或坚韧,创造自己的生活,没有单位的管辖,没有组织的领导,也不参加什么党派,便是在国民党统治的数十年中,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也从不和执政机关打交道的。他们有自己的从业规则,有自己的为人之道,这两样做好了,谁也不必担心什么,便是天灾人祸直至像日本人打了进来,他们依然保留了一块小小的个人天地。他们大多数人没有远大理想,没有雄心壮志,一日日,一年年,一代代,过着一种他们能够理解也能够把握的生活,不管富裕还是清贫,就像他们中的一些没文化却有哲理的老人说的,人不求人一般高。

  他们许多的生活准则,都来自于《增广贤文》《朱子格言》一类的通俗典籍,一些连名字都没有的老妇人,张口就会来几句。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幸心!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一家之计在于和,一生之计在于勤。宁可正而不足,不可邪而有余之类等等。便是洋务了,便是新潮了,数十年间,也没有翻天覆地的大改变,因为那个时节,没有谁能够强迫他们改变。但是骨子里,还是旧社会那一套多,对于权威,敬畏甚于诚服。当社会分成几派的时候,他们的倾向就天然地流露出来了,这种流露是在大街上,不是在单位里,危险要小得多。

  当保联的车队浩浩荡荡招摇过市的时候,市民的反应就可想而知了。情感与利益决定了选择。民间伦理战胜了正统意识形态。这是有眼睛的人都看得见的。这样一种张力,一直或隐或现地存在着。

  (《迷冬》第八十四节中胡发云对武汉市民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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