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为军:做纪录片的人,心要纯正

2013-03-01 10:23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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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录片《请为我投票》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长江商报消息本周锐读周刊的“武汉独立影像访谈录”,采访到的是纪录片导演陈为军,他执导的《请为我投票》曾在2008年入选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前10名,并在国外多次获奖。这部展现武汉某小学的三年级学生如何民主选举班长的影片,IMBD得分为8.1(总分为10),而在豆瓣网上,则拥有人数过万的评价。作为不会在院线放映的纪录片来说,评价过万极为少见。

  陈为军从2000年起开始正式拍摄独立纪录片,他的第一部作品《好死不如赖活着》,拍摄了河南文楼村一户艾滋病病人的家庭生活,犹如大地惊雷,把中国农村艾滋病人的生存现状抛在了全世界人眼前。这部纪录片很快在国际上获奖,也让陈为军备受关注,他在影片自述中说道:“我关注的是一个人,一个家庭,如果有人说我这个题材取了巧,那可以把艾滋病的符号去掉,可以说这家人得了肝炎。那你还是可以感受到生命面临灾难的时候,人们本能的一些反应,还有人经过生命的磨砺最后坚持走下去的东西。”

  作为电影中比较特别的一个门类,纪录片既是历史档案的留存,又应为观众提供流畅的观影体验。陈为军认为一部好的纪录片,最重要的评判标准就是真实,虽然这本应是所有纪录片的基本原则,但这里的真与不真,关乎导演是否心无旁骛。

  “跟剧情片导演相比,做纪录片的人,心要纯正。”陈为军把纪录片看作电影中最高级别的艺术,“很多电影导演人生最大的梦想就是拍一部纪录片,而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永远做不到像我们这样和被拍摄者之间平起平坐,所以他们永远进不去别人的心里。”

  真实是纪录片的灵魂

  锐读:最近的拍摄工作主要是什么?

  陈为军:我正在跟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20集的纪录片,拍的是中南医院的妇产科。我曾在1994年拍过类似的主题,当时找了一位孕妇,拍摄她从怀孕到生产的过程,而焦点在两方家庭为孩子起名的争论上。

  这次我做的东西不一样,因为我发现,在中国,生孩子突然变成了一个很变态的过程:首先是到一定年龄后双方父母会逼着生,生的时候又要挑日子,买国外的奶粉,甚至有的父母只给孩子穿有机棉的衣服,几个老人围着一个小孩。它变成了一个重大的家庭事件。

  锐读:这不是一个新话题了,也可能被拍过很多次了,您不介意吗?

  陈为军:不是别人拍过的就不是好题材。拍恩施的山区法官时,电影《马背上的法庭》都出来了,这有什么影响呢?我所关注的角度是不同的。

  锐读:当一个好的纪录片导演,其实很需要专业和技巧的吧?

  陈为军:专业和技巧不是最重要的点。国内目前有些纪录片导演迷恋技术和设备,讲究光影效果,实际上任何一个三流电视导演玩这些都能秒杀你。还有一些纪录片导演令人匪夷所思,完全不考虑观众感受,在片子里用1分钟去展示一个人挑着桶走路,看到50秒时我以为要发生点什么事情,结果什么也没有。纪录片和剧情片不一样,不能设计剧情,生活本身是枯燥的,但也有其内在的逻辑。

  锐读:纪录片虽然不像电影有很多视觉效果,但对观众的震撼却更直入人心,甚至会改变他们的三观。

  陈为军:对,这就是真实的力量。纪录片和剧情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电影、电视剧是在把假的做成真的,但纪录片里根本不可能,没有预演,不能补拍。真实的东西最让人感受深切,也最能引起感情共鸣,真实是纪录片的灵魂。

  陈为军

  供职于武汉电视台,纪录片制作人。1969年生,1994年开始从事纪录片创作,2004年反映河南艾滋病家庭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获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等多项国际大奖。2007年,讲述小学生班级选举的《请为我投一票》入围2008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该片是唯一入选“美国电影协会纯银奖长片竞赛”单元的中国纪录片。

  ■专访

  纪录片所关注的应该是全人类共通的事

  锐读:目前我们能在网上看到您的四部片子,似乎产量并不高,是因为拍摄周期较长吗?

  陈为军:这四部是你所能在网上看到的,实际上不止这几部。另外还有和NHK合作的一部作品《朱智能的长征》,跟踪一个酷似毛泽东的武汉艺人朱智能,去了当年红军长征途中的几个城市,沿途拍摄人们对他的各种反应。另外还有一部讲恩施山区的法官,背着国徽到山里去给老百姓们审案子,主要关注的是村民对法律的态度。2008年,还在东京拍摄了《日出日落》,这是我个人最为满意的一部作品。

  锐读:与NHK合作,或接受其他组织提出的拍摄计划,是否会对导演进行限制?

  陈为军:除了主题的限制外,没有任何限制。

  锐读:为什么有的纪录片导演会抱怨找不到投资或者合作方?而您似乎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陈为军:对于做独立电影,特别是做独立纪录片的导演来说,有个很大的问题是他们对独立精神的理解有偏差,独立并不等于个人化。而在他们的认识里,独立很可能就是不顾及他人地自说自话。他们不懂独立是指不依附于任何势力或者任何人。

  拍一部纪录片,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也许拍摄的主题很宽泛,譬如《请为我投票》就是当时全球公共电视台委员会给出的主题“WhyDemocracy”(为什么民主)。全球60亿人中可能10%对政治感兴趣,而对中国政治感兴趣的可能不到1%,但我想60亿人中大部分都是喜欢孩子的,他们看到《请为我投票》时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讲中国人民主的故事,而会因为自己的身份与经验,投射到自我。

  锐读:所以好的纪录片就像好的小说一样,其主题总是与人类共通的情感与体验有关?

  陈为军:相对于其他影片类型来说,纪录片是最高级的表现形式,它所关注的应该是全人类共通的事。有人说要我拍有关计划生育的纪录片,可是如果真的拍了,用以向外国观众解释何为计划生育,中国的户口政策的时间,大概都会占到影片的一半。但如果你要讲生老病死、青春期、孩子……这样人类经验中共通的东西,就不会有这种障碍。所以你要关注的实际上是终极命题,而终极命题只有那么几个。

  电影导演可以功利

  而纪录片导演不能

  锐读:您对自己的影片有没有什么要求?

  陈为军:我对作品没有要求,对我自己有,而作品是绑在身上的。纪录片是成片率很低的,所以跟剧情片导演相比,做纪录片的人,不能太有功利心。电影导演可以功利,因为这就是个名利场,而纪录片导演不能。

  很多电影导演人生最大的梦想就是拍一部纪录片,而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只会坐在导演椅上数五四三二一,他们永远做不到像我们这样和被拍摄者之间平起平坐,所以他们永远也进不去别人的心里。

  跟剧情片导演相比,做纪录片的人,心要纯正。心要纯正分三方面:一、看到一个选题不要想着它能给你带来多大的回报,心里想太多东西,就永远找不到好选题。二、你和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要和他们平起平坐,如果你不能包容你所拍的每个人,就无法真心换真心,很难拍好。三、电影制作过程中,如果没有一颗公平心去对待你的团队成员,那么每个环节中都有所折扣,你想要100%,也许最后呈现出的是60%。

  锐读:目前您拍摄纪录片是否会遇到一些官方的阻力?怎么规避风险?

  陈为军:关键是讲述的方法,绝不可持反政府的立场。有人看了《好死不如赖活着》追问我“到底谁该为此负责?”我打了一个比方:“房子着火,是先救人还是先找到凶手?”

  我们要相信政府,为它的每一点进步鼓掌,因为最后能真正解决问题的还是政府。

  锐读:您希望观众怎么去看您的片子?

  陈为军:不预设立场,不要去过度解读。用你的想法去套生活,生活永远给你惊喜。本报记者刘雯采写

 

 

责编: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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