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丁专访 我一直在和自己的矫饰心理作战

2013-07-19 09:19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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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和自己的矫饰心理作战作家阿丁专访

  《寻欢者不知所终》

  阿丁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长江商报消息他最初的职业是麻醉医师,在那个年代是个很不错的职业——国家干部,包分配的。但他却在处方上写了辞职报告后开了诊所。诊所开久了,他“感受自己的青春被那些病菌病毒在吞噬”。于是又去做小生意,赔了。那段时间,他常常无所事事地去网吧上网写东西,意外得到重庆一家媒体的赏识,转身跨入媒体时,他说自己“乐疯了”。而写小说,是在进入媒体后大概三十三岁才开始。

  写作至今,作品也结集出版了好几本:《无尾狗》、《软体动物》,最新的一本是短篇小说集《寻欢者不知所踪》。他形容自己为“衣兜里的褶皱”,也许这可以理解为——在不断翻转褶皱并书写的过程中寻找自身的情绪出口。

  他就是作家阿丁。

  这个名字来源于他失败的生意——“阿拉丁工作室”。为了提醒自己别干蠢事,用了阿拉丁这个名字。后来又因为太卡通,就把“拉”字去掉,成了阿丁。

  通常来说,麻醉师见惯生死的职业经验会使人麻木,而阿丁反而在这个过程中被触痛,这种被触痛的感觉日后成为了他写作的矿藏。他讲到一次和同事抬一位死者去太平间,回到医办室后,他心里所想是那个人死了,他的秘密就从此消失。而他的同事想的是,当时假如用某种药是不是那个人就不会死。

  媒体的经历让他的触角紧紧贴在社会之中不曾脱离,对虚假的反感更强烈,也在这个过程中完善了价值观。麻醉医师、记者、作家这三者又有着奇妙的共通之处,那便是他们的天职都不是赞美,而是剖析发现真相——病症的真相,社会事件的真相,人性的真相。

  阿丁生于上世纪70年代,河北保定人。从事过多种职业,麻醉医师、记者、编辑等,现任《坚果》主编。著有历史随笔集《软体动物》,长篇小说《无尾狗》。

  专访

  【内容简介】

  本书由十四个中短篇小说组成。部分作品自2008年起已在豆瓣、天涯等网站流传,被读者誉为王小波之后写故事的不知名的高手。

  全书分为三辑:有关记忆,有关逃离,有关存在。有想喝人奶而导致失明、瘸腿的悲惨兄弟,看黄色碟片被告发而逃跑的荒唐年岁,为了离婚而去寻欢的寻欢客,因有隐形功能而悲观绝望的文化职员,不堪忍受婚姻而杀妻的牙医……

  阿丁以一种与道德、制度、合理、文明保持距离的态度,试图呈现、追问生活与人性存在的各种可能,充分展现了他对各类题材的驾驭力。

  谈写作

  “我不认为自己的文字有多‘暴力’”

  锐读:你的小说集《寻欢者不知所踪》中的《人奶》最近被翻译成英文。作品里大多描写的是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人性。你觉得它们会在国外读者中得到共鸣吗?

  阿丁:我觉得会,人类生存的经验是相同和相通的,不因为人种的不同和生活的差异而有异,幸福和苦难都差不多,具体环境不一样,可是实质上并无分别。举个例子,我们读西方作家的作品,照样可以从文字中得到灵魂的震撼,比如我们读《变形记》,中国读者没有一位有变成甲虫的经历,但一样能体会到体制的僵硬和冰冷,以及带来的压抑感。

  锐读:我在阅读你的小说《三个颇有成就感的贼》的时候,感觉和博尔赫斯的《刀疤》有相似之处。你怎么看待写作中的模仿?

  阿丁:你的感觉没错,这篇就是对博尔赫斯《刀疤》的一次效仿和致敬。我很喜欢这个名作,其颠倒人称的叙事方式,当时读来极受触动。因此阅读博尔赫斯拓宽了我的想象疆域,《三个颇有成就感的贼》就是阅读此名篇后的产物。

  模仿没问题,模仿、学习大师的叙述,这差不多是全世界写作者的必经之路。别抄袭就行。最理想的,是在效仿的基础之上,写出新意,写出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并尽可能精准。

  锐读:你说你写小说是“精满则溢”,在我理解这个过程中释放了内心压抑的一些东西。写完之后,相比写之前,你感觉心里舒服了么?

  阿丁:舒服啊,写完一篇满意的小说,那种感觉惬意无比,几乎超越了性快感。附带好处还有,之后可以给自己一个放纵的理由了,比如去喝两杯,找朋友疯一下,或者看个电影。反之,如果偷懒没写,或者写了但不满意,去玩去疯都不好意思,觉得虚掷了时光。

  锐读:你在谈阿摩司·奥兹的时候说过“真正的作家就该是这样的,六亲不认,并在解剖自己的时候同样不遗余力、不留情面。”这样要求自己,有没有感到与生活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阿丁:没有。恰恰相反,我觉得还欠点儿,还不够,作为写作者,我还没有把自己全部袒露,因此一直在和自己的矫饰心理作战。但不乐观,人类因为自居万物之灵长,血液里天然就有个人崇拜的基因,所以一个人想彻底不去粉饰自己太难了,连奥兹都做不到。

  锐读:你说过你小时候生活在一个暴力环境中,经常打架。那时候打架的原因通常是什么?现在去回忆当时打过的架,有什么感受?和你作品中呈现的“暴力”有关联吗?

  阿丁:说经常打架那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其实挨揍的次数比揍人多。如今不怎么回忆那个年代了,偶然回忆也是在睡梦中将情形重演,感受一如从前,恨自己没在当初把身手练好点儿,挨揍的记忆并不美妙,相比之下还是揍人稍稍美妙。

  关联不大,其实我不认为自己的文字有多“暴力”,很多读者可能只是被暴力行为、场景描述所吸引,反而忽略了柔软的部分。我不会对人性的熠熠放光之处视而不见的。

  谈良知

  “有独立思维能力的人,坏不到哪去”

  锐读:你觉得你是一个公知吗?你如何看待公知?

  阿丁:我觉得我是。一个人时不时就一些公众事件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公知,不过我更愿意说它的全称:公共知识分子。汉语词汇一简写,就有主观上的贬义色彩。但公共知识分子就少了贬义,我的理解,这个族群是有些担当的人,有别于为强权辩护的人。后者也是公知,公公知识分子。

  锐读:你讲过你开诊所的一个经历“这个病人来了,一看很有钱,载着大金项链,(就诊断为)性病,给他治,该要五十块钱至少要五百块钱。”你当年这么做的时候,心理上是否产生了负罪感?

  阿丁:当时没有负罪感,现在有。多年前的我利用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等,这种有些龌龊的事其实现在也每天都在发生。不过那个病人确实是性病没错,我给他的治疗也对症。

  锐读:“知识不能确保良善”,在你知识不断丰富的过程中,你对自己的评价是更加良善了还是相反?

  阿丁:不敢说我自己更良善了,只能说跟从前比我没有变得更不良善。知识不是良善的决定力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有独立思维能力的人,坏不到哪去。

  锐读:你说过媒体的从业经历修正了你的三观,不然你的价值观可能还停留在“脑残”阶段。你怎么看待那些价值观“脑残”的人?你觉得无知是否有良善的可能?

  阿丁:我见过并认识很多没什么知识但照样善良的人,但这些人由于常识的缺失和独立思维能力的低下,免不了会犯糊涂,甚至还做些小恶而不觉。我感觉这种人很接近汉娜·阿伦特阐述的“平庸的恶”。

  被动“脑残”有救,主动“脑残”也不是绝症,或许降临在他家头上的一次强拆就可以治愈。我这么说可能有不厚道之嫌,然而现实情况下,就是这么回事。

  本报记者刘雯实习生隗延章采写

 

 

 

责编: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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