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保孜:不要把个人悲痛变成对时代的否定

2016-09-06 15:56 来源: 新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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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1997年出版了第一部作品后,关于中南海的春秋,顾保孜一写便是26年, 一名军人,成为颇负盛名的 “红墙女作家”。现如今,她笔下的领导人已逐渐转变为政治变革的节点和标记,书中的影像同那些文字,都显得愈加久远。

  “历史是需要传承的,一个忘记自己历史的民族,肯定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我是为了这种‘希望’。”

  近日,顾保孜接受了新浪读书的独家专访,谈及“共和国史”及第一代领导人,她打开话匣,讲述了那段“红色岁月”……

  《红镜头》来自毛泽东的一次“托梦”提到成名作,顾保孜总会眼目出神,说道:“书名还是毛泽东托梦而来的”。

  那是1998年,正值世纪之交,提到“时代”一词,人们似乎不由地充满敬畏和缅怀。描写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生活与命运的《红镜头》在这一年出版,将顾保孜推向写作生涯的巅峰。

  顾保孜用“书不落地”,形容当时《红镜头》售卖的火爆景象。在她的印象中,新华书店的车永远等在在印刷厂门口,“书一出来就直接进书店,那时北京大小的书店门口都有个牌子,写着‘《红镜头》到货’或者‘《红镜头》缺货,请登记’ 。”

  “生逢其时”可以用来形容顾保孜。1957年出生的她,亲历了共和国初建阶段的繁荣与变革,是“共和国的同龄人”。 “总觉得有一种东西在保佑你,或者是在支撑着你。”一些“巧合”总是适时的出现,让她充满感激。

  顾保孜

  顾保孜以一事举例。《红镜头》写成后,出版社定了二百多个备选书名,顾保孜却始终没有找到她想要的“感觉”。在书下厂前的最后一晚,焦虑的顾保孜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政治局开会,开会的场景都是我书中描绘的,毛泽东说顾保孜同志写了一本书,大家起起名。”

  周恩来、朱德纷纷到场,出谋献策。“他们起的书名都是之前的备选名。后来毛主席瞅了一眼,看看大家说,‘我看都不要争了……’用湖南话说:‘我看就叫‘红镜头’吧” 她一下子醒了,把“红镜头”三个字记在了纸上。第二天一早,和出版社一拍即合,在最后时刻,确定了书名。

  “就像演戏的人入戏太深,会弄假成真一样,那时候我整个人都是在历史当中畅游。”顾保孜这样形容自己当时的状态。

  因为《红镜头》的大卖,很多出版社纷纷效仿,《蓝镜头》、《金镜头》、《黑镜头》等相似的书名应运而生,那一年被称作出版界的“镜头年”。

  “文学是用脚走出来的”90年代初,文坛正呈现出一片“热闹”的局面,产生了余华、苏童、格非等一代“先锋派”。那时,33岁的顾保孜,与莫言同在鲁迅文学院进修,也在“一门心思热爱着文学”。时至今日,顾保孜仍然强调自己作品中的“文学”元素,“我不仅仅记录历史,我还有一个工作,就是把感知的历史,以及感知的程度,通过作品表达出来。”

  1990年,在鲁院学习间隙,顾保孜探访毛泽东、周恩来的专职摄影记者杜修贤,在他的家中,领导人“不会见报”的老态甚至病态的照片,大量地展现在顾保孜眼前。震撼之余,也让她找到实现“文学梦”的契机, 顾保孜坦言,“当时年轻,无知无畏,就像初生之犊不怕虎,一头就扎进去了。”

  初写领袖题材时,“文学”和“历史”在顾保孜的脑海里毫无概念,她最大的感受是只有“难”。

  顾保孜

  “难于无法对历史保持‘中立’。”她说,“因为我所接触的教育,已经进入到我的血液,成为我的基因。”对于领袖级别的人物,她无法去揣度,无法去猜测。“一个事件,把它变成一个文学作品,要写出领导人之间心灵的变化,语言的变化,这个‘分寸’,太难了。”

  在网络资源丰富的今天,顾保孜告诉新浪读书记者,自己当年写的文学其实“是用脚走出来的”。为了调整角度,收集史料,她走访了近三百人,用以佐证照片背后的故事。“十个人讲这一件事,每个人站的角度不同,有的人讲故事的背后,有人讲侧面,有人讲正面。集中到我这儿,我就能去还原他真实的一面。”

  渐渐地,放低仰视的视角,在文字中,偶像般的领袖是可以平视的。顾保孜磨去了心中的个人色彩,写作渐入佳境,“变得得心应手了”。

  “20多年来写作领袖题材作品,多以人物的视觉与命运来反映一个时期的重大事件。领略高层政治的特殊内涵,感受领袖人物的常人之心。”在新作《毛泽东真情实录》中,顾保孜如是写道。

  “年轻一代应学会对历史‘翻篇’”“历史”总是带着褒贬不一的争议。谈及当下一些年轻人对特殊年代的“仇视”,顾保孜流露出“共和国同龄人”特有的伤感,每当被年轻人拦下,大谈对毛泽东等人的见解时,用顾保孜的话说,她会和他们“讲道理”:“你可以正视他的弱点,但是你不要放大他的弱点,你不要用他的弱点来掩盖他的光芒。”

  “你伴随共和国,要善于翻篇。不要把自己的一种悲痛变成对一个时代的否定,或者对一个国家的否定。”顾保孜感叹。

  譬如要对一些“误解”全面地审视:“三年自然灾害,饿死那么多人,很多人一听,都会觉得政府万恶到什么程度。但据我了解,当时中南海里头所有的伙食供应标准,全部降下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领导人带头不吃猪肉,一些特供也停止了。政府确实存在过失,但要了解历史,需要的是还原它整个过程。”

  顾保孜家一隅

  顾保孜眼中的红色岁月,总是充满激情和梦想,在特殊年代,领袖的尝试,只是为了国家“更好的生活”,“梦想实质上理想的前身。要实现这个理想确实要付出很多。”

  历史如此,自身亦然。长期关注红墙风云,对于共和国史,顾保孜要比常人看的更透彻。这不仅是情怀所致,也是二十余年笔耕不辍的历练和成熟。如今的顾保孜实现了初衷,虽有坎坷,却也将“梦想”转为“理想”。她透露,接下来的计划是回归自己,整合日记和采访素材,写一写自身走过的道路,“会是自传体,自传体是我的红墙之路。”

  红墙故事下为顾保孜口述:

  1.毛泽东女儿李讷:曾感觉自己的家庭不及同学

  毛主席的女儿李讷讲过,她说小的时候很羡慕她的同学,他们说什么话也没人去追究,事儿做的对不对也没人去追究。可是她每一次周末回去,爸爸、妈妈都会让她在学校里注意影响。她说自己穿的衣服都是姐姐穿剩的,“我很少去添新衣,看到同学们穿新衣,我都觉得自己还不及他们的家庭。”

  晚年,在李讷身体好的情况下,北京有出租车了,在老百姓都能打得起出租车时,她都不知道怎么打出租车,出门都是公交,地铁。

  2.杜修贤:拍毛泽东的晚年压力很大

  其实,现在的记者已不像杜修贤一辈,第一不是专职,大家会轮流,第二现在设备好了,手机都能拍出好的照片,那时候的胶片可不行。

  毛主席晚年精神状态不好,要想拍好太难了。后来毛主席有四个摄影记者,到了1970年,接到杜修贤手上的时候,用他的话说,是最难拍的一任。那时,毛主席腿不能走了,不出门,其他的记者进不去,只能杜修贤一个人进,他说“毛主席拍得好坏全寄托在我这一个人的手上。”最后,每一次拍毛主席的时候,杜修贤的心理压力都很大。他说,每一次都看满怀信心想拍好他,但每一次看到底片都是很失望,我们尽力去把它修补,但都不能还原他过去神采奕奕的状态。

  毛泽东晚年白内障,不能用闪光灯,后来给他顶上安了两个摄影灯,但是周总理在资料上看到摄影灯对眼睛影响也很大,对人身体也不好,后来就不允许他们用这个灯了。

  那时,只能用普通的灯光。晚上拍摄只能通过改变快门速度等手段。而且时间只给三分钟,有时候来七八个外外交人员,包括翻译七八个人,每个人跟毛主席握手,他都要拍出瞬间。他们走的时候,照片送给他们作为礼品。所以,每个人都要拍,这三分钟根本就不够用。

  杜修贤常常会通过工作人员递纸条给总理,说“总理,我想再进去拍一次。”或者“总理,我刚才没有拍好。”总理拿到以后会写几个字:视情况。他就很着急,“我视什么情况能进去呢?”就只能在会见厅的门外,从门缝里头看。有时候总理觉得情况好一点,会递个条子“可以进来”,有时候总理把这个事情忘了,那么他就“视情况”,视到最后,看到会谈都进尾声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进去拍了。他说“宁愿挨批,也不能这一场的活动空缺。”因为报纸的头版头条照片就寄托在他的手上。

  最后,还没等批,杜修贤先检讨,就这样,他在比较艰难的情况下拍完领袖,伴随着他们走完最后。

 

责编:张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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