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人教版教材编写给孩子讲那过去的故事

2012-10-18 15:28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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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1956年版小学课本历史第四册。

  现行版高中历史第一册。

  “儿子入学家长会,听校长谈教育应有的改革。校长说:‘一样考甲午海战,咱中国考学生:甲午海战哪年发生的?它的历史意义?然后老师会总结5点,学生背熟,少答一点扣分。日本会考学生:了解了甲午海战的历史之后,你认为日中之间还会有战争吗?谁会赢?你为什么做这样的判断?’是啊,这样下去谁会赢?”8月31日,开学的前一天,央视女主持人张泉灵发出这样一条微博。甫一发出便引发网友热议,短短几天内,转发就已超过两万次。

  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对此颇为感触。他认为,用启发性的问题来引导,孩子才会去琢磨,才会对历史产生兴趣。而历史本身也确实存在多重可能性“如果只有一个固定的道理,就不需要我们研究了。”

  问题指向一个源头———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应该呈现怎样的历史记忆?并以此塑造什么样的公民?

  回首过去的半个世纪,我国长期实行“一纲一本、编审合一、高度统一”的教科书制度。在大多数时间和大部分地区,学生们只有一套课程计划、一套教材。这些属于60后、70后及80后们的历史记忆是怎样编写出来的?又经过了怎样的变化?

  “文革”前

  “即便(都)是左派的历史学家,也有分歧,按照哪一派的意见好?”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几经嬗变。其中大部分的教科书内容,都出自一间屋子———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下文简称“历史室”)。作为“编写阵地”的主力军,“历史室”承担了选编和改编历史教科书的任务。

  1950年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成立,毛泽东亲自题写社名,首任社长是叶圣陶。随着上世纪5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好转,教育建设因此也被提上日程。1953年5月,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教育工作会议,会议作出的两个决定:抽调大批干部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教材;成立语文和历史两个教学问题委员会。此时人教社已迁址到教育部大院内。

  今年8月,南都记者在给历史学者陈智超做口述史时,陈老回忆:“父亲(陈乐素,时任‘历史室’主任)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了这里面……包括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分期,即便(都)是左派的历史学家,也有分歧,按照哪一派的意见好?后来只能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让大家都能够接受。”

  从1953年起,“历史室”从高校调入和借调了陈乐素、邱汉生、苏寿桐等一批史学家充实编辑力量,由他们共同编写了新中国第一套比较完善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1955-1956年版)。

  这批新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开疆者”提出了若干日后编写历史教科书原则问题的初步意见,如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采用春秋战国之际(郭沫若说法);教材以汉族历史为主;在阶级社会,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等。

  “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教材)过分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阶级斗争的作用。农民战争完美无缺,帝王将相几乎没做过好事儿。”原人教社编审王宏志告诉南都记者,这批历史教科书的特点,恰是当时史学界的真实映照。

  1958年,王宏志所在的北大历史系课堂上,“把现代史拉得很长,厚今薄古”。她原本应于1962年7月毕业,因为老师对他们的课业有所考虑,又给王宏志和同班同学补了3个月的古代史,才毕业分配单位。

  刚进“历史室”,年龄最小的她被安排编写小学历史教材古代史部分。老编辑特别叮嘱,“历史词汇、年代这些都不要太多,把这个故事大体上的概貌写出来,还要写得生动一点,让孩子们喜欢读”。王宏志回忆,那时“历史室”的编辑、历史专家和中学优秀老师共十六七个人,关系异常融洽,学术氛围很浓。完成初稿后,一屋子的编辑会轮着提意见“邱汉生还拿起笔直接在原稿上改”。

  事实上,王宏志参与编写的这一套教材(1962年版新十二年制历史教科书)被誉为“文革”前最好的一套历史教科书。因体例有序,文字简练生动,加上图画丰富,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

  这一版中摒弃了片面地“打倒帝王将相”的错误史观,其中,对秦始皇的正面功绩写了整整五页。但在中国现代史部分,除正面人物孙中山、毛泽东、刘少奇和文化部分的鲁迅外,仍旧没有其他名字入围。

  很快,“文化大革命”爆发。大中小学全部停课,教育部被“砸烂”,人教社的干部同教育部干部一起被下放到安徽凤阳的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

  王宏志在安徽接受“再教育”,而她北大的同班好友、日后的“历史室”同事臧嵘此时成了唐山二十一中的“牛鬼蛇神”。十二三岁的学生们白天给他戴高帽批斗,到了晚上又拉着他,求他讲古今中外的历史故事。“我藏了一本《聊斋》在褥子底下,睡觉都有人看着我。”

  到了1971年,上海、北京、安徽等七省市被允许编写和出版教材。王宏志和同事这才回归教材编写的本职工作。

  王宏志清晰记得,1975年版的北京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描写孔子内容的一章标题是“孔丘顽固地维护奴隶制”,除了“恶毒”、“恶狠狠地”、“大草包”、“寄生虫”、“丧家狗”等形容外,还要加上一句“刘少奇、林彪,和历代反动派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同一年,浙江版的中学历史补充教材更是直斥:“孔老二这个家伙,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只是一个满肚子秕糠的大草包。”

  “文革”后(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此后十多年里,不同版本的历史教科书一直力图克服“左”的倾向和消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线思想。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恢复工作的邓小平立即亲自抓中小学教育,“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并要求1978年秋季开学使用新教材。

  包括王宏志在内的原人教社编辑很快被召回北京,参与编写“文革”后的第一版历史教材。与此同时,人教社向全国18个省市的大中小学借调了大批骨干学者和优秀教师加入编写队伍。已过不惑之年的臧嵘,亦属此列。

  经邓小平直接批示,这几百人规模的“拨乱反正”大军被直接拉到北京香山饭店办公。“认真的程度现在恐怕都难达到。”臧嵘慨叹,当时著名的历史制图专家王剑英老先生负责历史地图,为了考证赤壁的确切位置,通宵不眠。而臧嵘自己为了写好唐宋部分,除了查阅《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外,连《廿二史札记》都用上了。

  但“原本历史学界的很多定论在‘文革’期间被‘极左’思潮弄得很混乱,大家觉得很多‘文革’期间的用词都无法使用,需要与中央高层统一意识。”王宏志说。

  经反复讨论,历史组针对儒法斗争、封建社会时期内部划分阶段、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内部的斗争等问题,起草了《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于同年3月报请中央领导审查,并很快获批。

  对“儒法斗争为纲”的错误观点在再版的过程中及时得到更正。例如,1978年3月第一版历史教科书,关于孔子的标题还是“孔子的反动思想”,而第二版就已删去“反动”二字,到了第三版时标题已改为“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此外,还删去了孔子“提出了一套挽救正在崩溃的奴隶制的反动主张”等提法。

  此后的十多年里,不同版本的历史教科书一直力图克服“左”的倾向和消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线思想。譬如中国史中农民运动越来越少,世界史里苏联的分量越来越轻。谈及“进步步伐”的频率和幅度,王宏志和臧嵘都将焦点聚集在92版历史教科书上。

  这一版历史教科书从1992年一直沿用到2003年,最显著的变化是从32开的小本变成了16开的大本,说是“80后”的共同记忆并不夸张。

  92版

  92版历史教材延续了八十年代教材的方向,对抗日战争部分进行了逐步修订……新设“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一目。

  早在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后不久,“九年制义务教育教科书”就已开始酝酿。到了1992年8月,《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试行)》印发。“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初中历史课时最多的一次。”王宏志说。针对“近十年来,我国的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的背景,特别强调需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情教育。

  据编者介绍,作为“两史一情”(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中国的基本国情)教育的重要“阵地”,中国近代史部分增加了许多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的事迹。比如漠西蒙古土尔扈特一支不畏强暴,拒绝向俄国沙皇纳贡称臣,历尽艰辛,重返祖国。而在社会主义时期,增加了李四光、钱学森等爱国事迹,如钱学森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而在世界史教材中,亦不乏爱国主义教育,例如教材引了19世纪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拒绝德国波恩大学寄给他的名誉学位证书,因为他的祖国法国正遭到普鲁士入侵,他说:“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学者却有他自己的祖国。”

  作为该版教材的总主编,王宏志特别提到,92版历史教材延续了八十年代教材的方向,对抗日战争部分进行了逐步修订。在82版的教材里,对卢沟桥事变后的战事描述十分精简:“不到一个月,北平、天津相继沦陷。”4年后的版本变得更为具体,“1937年7月下旬日军全面进攻平津,中国军队顽强抵抗,29军副军长佟麟阁以身殉国。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失陷。”同样是1986年版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改为“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和共产党敌后战场的开辟”。太原会战、徐州会战以及南昌会战等也是这一版中新添入的。此外,还新设“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一目。(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而张自忠的名字也是在86版中第一次出现———“1940年5月,日军以重兵进攻枣宜地区,国民政府军队进行阻击。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亲自率领部队向日军侧后出击,威胁敌人后路。”到了92版教材,张自忠为国牺牲的文字旁,还特地配了一张相片。这一版教材更进一步写道:“29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殉国。为了纪念他们,人们在北平将两条马路分别命名为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修订过程中编者的思想也会受到审查委员的影响。中国近代史部分的主要编者马执斌告诉南都记者,在编写反右斗争部分,“我说咱们把‘反右斗争是必要的’这句话删掉,不说是必要,说它扩大了,这样更接近事实一点。”尽管意见获得周围编写同事的认可,但稿子一送上去,就被退了回来。“必须加。”审查委员告诉马执斌,一个字不能少。再往后的现行版本里,这一部分更是被连根拔去,“直接跳过不讲”。

  现行版

  扬州中学的教师王雄强调,从公民教育的理念上看,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版本。

  进入新千年后,教育部分别于2001年、2003年颁布了初、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目前经国家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的现行高中教材共有4种:人民出版社版、人教版、岳麓版和大象版。

  现行人教版虽有人教社历史室的编辑参与主持和编写,但已不是“自家田地”。与92版相比较,现行人教版打破了通史体的体例,初中教材强调时序与专题相结合,而高中教材在此基础上,采用以模块为基本框架,以专题为基本单元,以中外合编为体例的设计。作为初高中教材编写的主持者,刚从历史室退休的陈其博士直言,相比92年版,确是颠覆性的改变。

  对于这种颠覆式的创新,马执斌和臧嵘两位前辈的态度很鲜明,他们坚持92版是人教历史教材中无法逾越的经典。作为现行人教版初中教材的编者之一,马执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保持的通史体例坚定不移。“生物进化、地质学还有历史,这几门特别讲究时间线索。”

  而在现行初中教材中,“学生学了甲午战争了,根本还没讲洋务运动呢!”对于高中教材将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分列三本书的专题形式,他认为也存在重复。最致命的是,因为初中教材被压缩得极为简单,“高一学生年代表还没理清,就开始学专题,对老师和学生都提出很大挑战。”

  尽管现行人教版在初高中的衔接和教学操作层面上,被人诟病。但从叙事的视野以及提高现代公民素养等方面上,却收获不少褒奖。在采访中,扬州中学的王雄就强调,从公民教育的理念上看,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版本。

  2006年,王雄被评为江苏省首批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其公开课还曾被《南风窗》誉为“70年来中国公民教育第一课”。王雄眼里,公民教育是历史课的核心要义:“如果一国公民只会背诵现成的答案,或者只会单向性思维,那么这一国的公民绝对不可能质疑政府不当的政策,也不可能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提出良善的建议,当然,也肯定会缺乏创新精神。”这也与陈其的编写思路不谋而合,陈其曾向记者强调,现行版最闪光之处,就在于体现了教材编写者更多的人文关怀。“体现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平等原则。并有意识地给学生留下更多的独立思考和活动空间。”

  理想的教科书?

  在陈其眼里,现行人教版教材与五年前被叫停的“沪版”高中历史在“主题式的文明史”的理念和史料的取舍上都有几份相像。

  2007年9月,酝酿了8年,试用仅3年的“沪版”高中历史被上海市教委叫停。时隔五年后,当向南都记者谈及夭折的“沪版”,当时的主编、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仍不免惋惜。

  彼时,现行人教版还未出炉。谈及“沪版”历史最大的变化,苏智良用一句话概括———以人类文明的发生发展为主线索。“过去一个是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另外就是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期来讲述历史进程。”他补充说,其实上世纪90年代,大学教材特别是世界史部分,“已经没有什么学者再用比较僵化的社会分期来阐述和在课堂上讲述历史了”。

  在沪版里,农民起义仅保留了陈胜吴广起义、太平天国这“一首一尾”。而培养民主精神、树立现代意识被放大。他反思,高中教材之所以被叫停,主要是改革的步子比较大。“曾有高层透露,这个(教材)改革超前一步两步是最合适,就是引领。你超前几步的话,就不稳妥了。”

  对于理想中的历史教科书,不同的代际和身份所绘制的蓝图也不尽相同。作为人教社历任编审,王宏志、臧嵘和马志斌这些前辈认为,国家应该尽早统一历史课本,恢复一纲一本的传统。他们也希望课标和教材的编、审都能尽快出台相应法律法规,在编审人员结构上做到合理,教材的编、审尤其不能缺少拥有中小学教材编写丰富经验的编辑和优秀一线教师。

  而苏智良的设想则是推行多纲多本,对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教材应有所照顾,“我们国家疆域这么辽阔,多民族的国家,在有些地区是不是可以侧重于地方?”

  历史学者马勇理想中的历史教材则需充满温情和敬意,尤其是不能附加太多责任———历史的边界就是告诉人们过去是什么?让学生知道我们过去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但不能讲“是什么”背后的东西,不能讲历史为什么?做了20多年人物研究,他一直强调,自己没有发现真正意义上“绝对的坏人”。

  谈及课本以外的历史教育,王雄的心得是,生活、社会都是不良结构、很乱的知识,而学生自己怎么建构起完整的结构则与教材如何编写完全不同。他理解的现代历史课程观念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种是HistoryForChildren,为学生建立的一套历史课程,这是传统的历史;但是我们现在的历史观是什么呢?就是HistoryWithChildren,我们和孩子一起探究历史的过程,一起建设;最后HistoryOfChildren,就是孩子自己的历史课,他们自己能够建立自己的历史。”在王雄看来,最后一类恰是最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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