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之痛

2012-10-23 10:59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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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美)傅葆石著,张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8月版,35.00元。

  民国时代的中国,在人们的记忆中,总是不断遭遇着血与火的历史大震荡。然而,民国时代的上海,却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无论在文学的、还是影像的世界中,闪烁的霓虹、肉感的旗袍、旋转的玻璃门和氤氲的咖啡馆,将上海永远定格在绚丽摩登的时刻,始终散发着颓废的享乐味道。但是,在现实中,这座城市从未自外于中国的苦难。“孤岛”与“飞地”,不过是表面的假象。在1937-1945年间,上海不仅经历过战火、屠杀、饥饿、压迫,也进行过浴血奋战,更因沦陷的事实,在战争之后仍受到甄别审判的折磨。吊诡的是,这些不堪回首的记忆,经过人们对张爱玲近半个世纪的鼓吹和追捧,已然被虚无为一个哀感顽艳的“苍凉手势”,失去了历史的真实痛感。然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张爱玲在其小说中刻意淡化的诡谲现实,却突然因电影《色,戒》(2008)的上映,被李安逼真地再现于世人眼前。一时间,这段尘封往事中最难堪的部分,在女间谍与大汉奸的色诱镜头中次第展开,再度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再现“灰色地带”

  也正是在《色,戒》热映的2008年,恰逢陈建华教授介绍,我有幸读到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电影、法学教授傅葆石先生的大作《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三联书店2012年8月)的英文原著:Passivity,Resist-ance,andCollaboration:Intellec-tualChoicesinOccupiedShanghai,1937-1945.该书根据他于1989年在斯坦福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扩充而成,中文原题为《孤岛上海》,由柯灵先生题签,于1993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所讲述的1937-1945年的上海,正处于由“孤岛”沦为日军全面统治的最黑暗时期,这与电影《色,戒》的故事背景非常接近。书中不仅对日据上海的生活史进行了全面的展现,更对沦陷区中人民的精神史进行了精微地剖析。比如,电影中所描写到的抗战剧的演出、国民党的锄奸行动、汪伪特工总部76号的酷刑、日军的恐怖统治、粮食配给的经济窘境,甚至,抵抗者内心的脆弱动摇、附逆者潜意识中的愧疚惶惑等复杂心理,都在该书中得到充分印证。同时,也因电影的预热,该书开卷一读,颇有身临其境、历历在目之感。(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当然,我下决心翻译这本书,并非出于爱屋及乌的原因,而是因为傅葆石先生对这段讳莫如深的上海史发出了一连串打动人心的道德追问:留在沦陷区就一定是汉奸吗?当道义与生存发生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究竟谁是汉奸?谁能做出最后的判决?正是这些追问,使我注意到,在极端恐怖的生存条件下,忠奸分明的历史判断可能存在严重的问题。这种二元对立的“非忠即奸”的清晰表述,很可能是政治操作的虚伪假象;而暧昧不明的行为方式,才是真实自然的历史图景。(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正如我们在该书的各个章节中看到的那样,当上海沦陷之后,并非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一走了之。那些留下来的人为自己“亡国奴”式的苟活状态感到羞耻。个人生存与民族大义的矛盾,是每个滞留上海的中国文人共同面对的道德困境:一方面是活下来、照顾家庭、追求个人利益;另一方面是爱国责任和人的尊严。这一锥心刻骨的道德焦虑,不仅存在于奋起抵抗的英雄身上,也同样存在于普通的沉默者心中,甚至是风光一时的投敌文人,也会经受愧疚的煎熬。因此,傅葆石先生创造性地将中国知识分子的行为方式归纳为隐退、反抗与合作三种模式。而且,这三种行为模式并非泾渭分明的,而是相互混杂的。也就是说,这三种行为模式互为表里,难分彼此。反抗者会有明哲保身的策略,隐退者会有积极反抗的行动,而合作者最复杂,他们既有隐退的姿态,也有悔恨的心理,甚至是象征性的反抗的行动,但事实上,他们又的确公开地妥协了,并享受着妥协带来的利益。

  正因如此,在翻译中译本时,如何彰显这一暧昧不明的历史状态,成为我与傅葆石先生共同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中译本的定名问题上,我与傅葆石先生讨论得最多。因为,如果使用《孤岛上海》的原题,那么,本书所强调的这种互相混杂的历史暧昧感就完全体现不出来;如果直译英文原著的题名,即《隐退、反抗与合作:日据上海时期知识分子的选择,1937-1945》,观点虽然清晰,可总感觉名字过长,语法上洋气太足,不合中文的美感。经过反复斟酌,最后,决定依据傅葆石先生在书中所提到的普里默·列维(PrimoLevi)的“灰色地带”(greyzone)这一概念来概括滞留上海的中国文人生存的暧昧状态。“灰色地带”本来指称任何一个在敌人面前幸存下来的人的共同经历:软弱、不可避免的行为不一致,甚至某种程度的妥协,但也不失尊严和道德勇气。在这里,我和傅葆石先生决定只取其“灰色”一词,以彰显其混沌不明的状态,并与“孤岛上海”中的“上海”一词连用,产生一个新词———“灰色上海”。这样,在有关上海的种种想像中———孤岛上海、摩登上海、红星照耀下的上海———就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暧昧不明的痛苦形象。

  解剖附逆文人

  必须强调的是,《灰色上海》的暧昧,不同于后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价值真空和历史虚无。而本书最引人兴味之处,就在于敢于对这种暧昧性进行道德追问,在展现历史的复杂面向和真实质感的同时,不回避价值判断,使历史叙述重新获得应有的严肃性和尊严感。

  《灰色上海》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对于《古今》派的附逆文人历史暧昧性的发现。在现有的关于异族统治下的傀儡政府的研究中,无论在大陆、台湾、还是西方的学者,都很难避免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干扰。特别是有关中国沦陷区的历史研究,要么碍于非此即彼、泾渭分明的道德裁判,显得格外敏感而拘谨;要么在后结构主义的、混淆是非的价值虚无中,失去了基本的痛感。这样的问题,也同样存在于文学研究中。近年来,由于“后”学的影响,“黑脸”和“白脸”般忠奸立判的文学史叙述不再流行。学者们将兴趣转移到对附逆文人的研究中,且热衷辩论这些人的合作是否就意味着投敌。然而,在那些为像周作人、张爱玲这样才华横溢的作家的辩护文字中,研究者总是回避对他们进行道德追问,只对其特殊的人格和惊人的天赋大加激赏,至于其政治抉择的动机,则以偶然性和被动性解释,似乎他们天生就是一群与道德无关、对政治冷感的才子才女,他们不过是那个时代的“孤臣孽子”,而非胜利者口诛笔伐的“乱臣贼子”。显而易见,这样的论述,虽与附逆者本人的自我辩护非常接近,但矛盾的是,这一看似同情的态度仍未跳出“忠奸之辨”的二元思维模式。因为附逆者仍然是作为“时代的异类”出现的。对于他们的想像,有点类似于对于上海的想像,无法被纳入现代中国的主流叙述,被贬斥为时代的边缘人。

  直到傅葆石先生的《灰色上海》出现,附逆文人的行为才不被视为历史中的个别特例,而在宏观上得到重新把握。与文学研究者不同,他将《古今》派文人小品文和各种文学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性的象征活动”来考察,并把它们放在特定的战争语境中,重新确定作品产生的历史情景、文化含义。在这种历史学和社会学交互的解读中,我们愕然发现,这些妥协者与沦陷区的其他人一样,并非“时代的异类”。他们并非缺乏罪恶感,对政治也毫不迟钝。正如傅葆石先生所指出的,这些作家与政治汉奸不同,他们通过小品文这一文学形式,“建立起一种通过对传统文化认同来进行心理补偿的表达方式”,就是“以‘遗民’自居,并在‘朝隐’的想像中寻求庇护,以彰显其爱国的‘真我’。”因此,无论是那些冲淡雍容的小品文,还是他们不合时宜的长衫和山羊胡子,都成为附逆作家特有的一种暧昧象征,它指向沦陷区文人普遍存在的深刻道德焦虑。因此,《古今》上刊载的以“怀旧”为主题的小品文,实际上为附逆者提供了一个在动荡时代发泄个人疏离感和愧疚感的渠道,既带有强烈的忏悔基调,也是对于时局左右逢源的文学投机。

  此外,《灰色上海》切入上海史的方式与传统的历史研究不同,政治史和经济史不是它关注的首要内容。它所关注的,是上海文人的普遍精神状态。因此,该书选取了一批留守上海的、普通的文化人———王统照、李健吾,和聚集在《古今》杂志周围的朱朴、周黎庵、文载道、纪果庵等———为个案,以人物传记的写法,详细描述他们各自的道德立场和心路历程。这一写法的好处很明显,它帮助读者绕开民族国家的道义壁垒,从私人的角度,通过家庭经历、情感遭遇、交友网络、柴米油盐的日常经济生活等方面,观察每个人的现实处境、解释其道德反应,分析他们的心理动机。这样的写法,将抵抗者、隐退者、附逆者都放在同一个私人化的平台上进行对比,这样,才有可能摆脱民族国家的道德律令居高临下的审判,才有可能避免不问是非的虚无态度,使客观的分析、严肃的判断成为可能。

  正如陈建华教授所言,《灰色上海》是一部开“上海热”先声的作品。正因为傅葆石先生进入这一领域的时间较早,因此,他的作品既突破了传统历史叙述中二元对立的僵化判断,又对后结构主义保持着清醒的警惕。所以,傅葆石先生的《灰色上海》呈现出一种少有的严肃、温和、宽容、坚定的叙述风格。正所谓文如其人,傅葆石教授本人也正是这样的历史学家。他以广阔的文化视野、扎实生动的历史材料、精微细致的文学批评,向我们展现了那个黑暗时代每个中国人内心深处,最沉重的“暧昧之痛”,填补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中的一个长久空白。

  □张霖(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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