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枪响,扭转民国轨道

2012-10-23 11:02 我要评论
分享到: 0
调整字体

  (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张耀杰著,团结出版社2012年5月版,39.80元。

  延伸阅读《宋教仁集》(上下册),陈旭麓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68.00元。

  王元涛学者,北京

  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即使是刚刚经历过的一件小事,不同的在场者也会有全然不同的细节记忆,因为他们所处的观察角度完全不同。因此,在历史现场无法重现的情况下,任何对历史的陈述,都只能是对真相的模拟。张耀杰的新著《谁谋杀了宋教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无论是假设还是求证,他都在严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那就是无限逼近历史悬案的事实真相。让事实本身发言,让真相自动呈现意义,这是他作为文史学者一贯坚持的道义担当。

  在历史教科书中,暗杀宋教仁的主谋,一直被说成是袁世凯。教材并没有给出袁世凯主使暗杀宋教仁的直接证据;也没有说明当年依法进行的法律宣判,并没有涉及袁世凯;更没有交代清楚宋教仁案的复杂背景:早在辛亥革命之前的1908年前后,宋教仁就通过《间岛问题》一书,得到当时的外务部尚书即外交部长袁世凯的赏识,这本书在袁世凯、那桐等人负责的围绕间岛问题的外交谈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而捍卫了中朝边界属于中国的相当于台湾面积的大片领土。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就任临时大总统。当时采取的是总统制,即总统兼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随着南北议和获得成功,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人,与袁世凯北洋集团达成一部分的政制妥协,袁负责劝清帝退位,孙把总统之位让渡于袁。这时,南方革命党人却在《临时约法》中临时规定议会内阁制。这样一来,总统是虚位的,没有实权,经过议会多数选举产生的内阁总理,才是中央政府的实际负责人。革命党人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想把袁世凯从制度设计上予以架空虚置。

  共和制度的功能设计,就是打造一个契约平等、公平博弈的政制平台,每个集团都可以代表自己的利益在这个政制平台上讨价还价、竞争妥协,没有哪一方格外高尚或者高人一等。在这样的政制平台上解决公共政制领域内的矛盾冲突,是代价最小的文明路径。按照张耀杰广泛搜集并且翔实论证的证据链条,袁世凯主使谋杀宋教仁的犯罪嫌疑已经可以基本排除。1913年3月20日晚上10时40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准备乘车时,被凶手武士英从背后开枪暗杀。陪同武士英实施暗杀行动的,是国民党方面的吴乃文、陈玉生、冯玉山、张汉彪。到火车站为宋教仁送行的,是国民党方面层级更高的吴颂华、拓鲁生、黄兴、陈策、廖仲恺、于右任、吴铁城等人。吴乃文、拓鲁生、冯玉山、陈玉生、张汉彪、陆惠生、张秀泉、邓文斌等人,在安排武士英充当暗杀凶手的同时,还预先安排了到公共租界巡捕房举报应夔丞涉嫌犯罪的虚假线人王阿法。全方位参与暗杀活动的关键人物吴乃文,是陈其美任沪军都督时的谍报科一级科员,吴乃文专门安排王阿法举报的犯罪嫌疑人应夔丞,恰恰是他当年的顶头上司、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由此可知,负责制定这项暗杀计划的最高层级的犯罪嫌疑人,并不是被当作替罪羊出卖牺牲的应夔丞,而是应夔丞、吴乃文、陆惠生等人的共同上司、前沪军都督陈其美。

  沪宁火车站一声枪响,既残害了有望出任政府总理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也扭转了民国的宪政轨道。“二次革命”开创了无视法律破坏规则动辄武力对抗的斗争先河,随后,各路军阀拥兵割据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常态,共和政制完全失去了基本前提,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中华民国的政制失败肇始于“二次革命”,而谋杀宋教仁者,实为中国近代史上祸国殃民的头号罪人。宋教仁之死之所以让人痛惜,让人至今念念不忘,是因为宋案让中国历史拐进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大弯道。(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在宋教仁谋杀案中,没有哪一方从中得利,人人都是输家。袁世凯名誉受损,之后因失去强力监督而帝制自为,最后在众叛亲离的一片叫骂声中匆匆去世。孙中山再次革命未成,被自己参与缔造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明令通缉,流亡日本后只能四处求援。最为关键的是,社会规则被从此打破,政制权威全然丧失。那么,如果宋教仁案最后通过法律解决,中国近代史是不是有可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曲折?张耀杰引出的这种追问,可以为我们提供广阔的思考空间。对此,我们可能也不必过于乐观。我们固然承认偶然在历史演进中的伟大作用,但是偶然之中存在的必然往往让人惊心动魄。(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我相信,追问谁是谋杀宋教仁的幕后真凶,不是张耀杰唯一重要的目的诉求,他并不是要写作一部侦探小说式的推理纪实。在层层剖析相关材料,分析各种可能性的过程中,我们能体会到张耀杰的良苦用心:他是在展示,什么才是真正的宪政制度和共和精神。建设与进步,总是缓慢的。富强与民主,绝难一蹴而就。一次变乱,就足以把此前累积的成就全部毁坏。这样的大道理人人都懂,但事到临头却人人遏制不住本能欲望的蛮性冲动。研究民国,意义在此。这是新的常识史观,惟有明了此中之义,我们才有机会训练并且养成以人为本、意思自治、自由自主、契约平等、民主公决、宪政限权、权为民所赋、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价值观念和文明态度,才能完成现代公民的自我健全、自我塑造。有公民,方有公民社会,这是宋教仁案留给我们的最大教训。(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读史,最可怕的一种习惯,就是看前人如何勾心斗角,从中揣摩阴暗的兵法权谋,进而修炼自己的政治角斗术。而且,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人,固守“成王败寇”的传统史观,为历史上众多血腥杀伐大声叫好,然后凭借虚假的历史来安排自己单面片面的仇恨对象。在这种意义上,此书正可成为我们的苦口良药。

扫二维码上移动长江网
分享到: 0

相关阅读

娱乐社会

财经健康

旅游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