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幽灵”: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

2012-10-24 15:51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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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周质平著,九州出版社2012年7月版,48.00元。

  王绍贝媒体人,深圳

  《光焰不息———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是周质平先生十年前出版的《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一书的增订本。此次出版不仅对具体各篇目的内容有大幅补充,而且收录了《胡适与林语堂》、《胡适与吴敬恒》、《胡适论辛亥革命与孙中山》、《“以文为史”与“文史兼容”:胡适与林语堂的传记文学》等五篇之前未曾在大陆发表过的文章,新增计10余万字。全书结构与旧版保持一致,所有文章分为两组:第一组是胡适与他并时学者的比较研究,第二组文字则是就胡适思想作专题探讨。在这二十多篇文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注重知人论世,从胡适与他所处的时代之间的相互影响来分析胡适的思想。该书还有另外一个大的优点就是重视胡适撰写的英文文献,作者大量引用和分析胡适在海外发表的英文文章,这对于研究胡适晚年思想有很大价值。

  胡适的“暴得大名”总是与他发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令我对胡适产生兴趣的却是他身上残留的“旧道德”。胡适那一代留学生出国吸了一些洋墨水回来之后,很多都抛弃了自己父母主婚的妻子,重新找对象结婚,如鲁迅、郭沫若等等,在将中国的现实与西方社会的现实相比较之后,他们认定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反对旧礼教,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毅然决然否定旧礼教否定父母主婚,成了反对旧礼教的英雄人物。可是他们并没有为自己父母主婚的妻子考虑过,她们就这样被遗弃———在她们还不具备成为现代独立女性的条件下———结果大多是当了一辈子的寡妇,成了新旧道德之争的牺牲品。

  像胡适、李大钊这样喝过洋墨水的进步青年没有抛弃自己父母主婚的妻子当然不是因为爱情,而更多的是为了承担一种道德与社会的责任。胡适对于母亲为他定的婚姻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他也曾有过动摇,想找自己爱的对象结婚,他与才女陈衡哲、韦莲司、罗维兹的“精神恋爱”成了今天学者津津乐道的故事,可是为了母亲与妻子(江冬秀曾以自杀威胁胡适),他最终选择了牺牲自己的幸福。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这种牺牲精神似乎在他留学时就有流露,在《胡适留学日记》中,他曾列出一张“近世不婚之伟人”的名单,包括笛卡尔、康德、洛克、牛顿、加富尔等人,胡适以他们为榜样似乎不单纯是因为他们是伟人,这仿佛表现了胡适要为不幸的婚姻做出自我牺牲的心态。虽然他也曾努力使他的妻子多读书多接触新思想,努力培养感情,但事与愿违,他们的婚姻最终还是传统的爱情缺位的婚姻。

  胡适是一个社会转型期的人物,他意识到了总要有人要为这种转型做出牺牲,于是选择牺牲自己。胡适思想中有一种矛盾,这也是他自己承认的,他对于国家、民族主张为了个人自由而斗争到底,个人的自由应受到充分的尊重,但是对于家庭,他努力忍辱负重、牺牲个人。胡适的这种选择乃是转型期“新旧道德杂陈”(陈寅恪语)情况下的无奈选择。在这一点上,胡适与陈寅恪一样都是既现代又传统的。

  这种既现代又传统的思想也许正是理解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一把钥匙,因为他的自由主义既强调自由也强调自律,他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观点正是看清了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的缘故。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胡适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渐进式的政治理想,他同情革命者,但是认为革命改变不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其实早在此之前,就有人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了,但十月革命的成功使西方的现代化分裂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途径,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也分道扬镳,分裂为两派———以胡适为代表的主张走英美模式的自由主义派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主张走苏俄模式的布尔什维克派。然而胡适的渐进式改良中国的思想败阵了。激进派要搞全民革命,保守派要搞独裁专政,胡适的思想既非激进也非保守于是两边都不欢迎,最终胡适的自由主义被国人抛弃了。

  1949年,蒋介石退守孤岛台湾。胡适寄希望于国民党能够选择英美模式的道路,自诩台湾是“自由中国”,希望树起一个榜样、一面旗帜。然而,台湾蒋介石政权也是个极权主义的政权,《自由中国》被封杀了,中国大陆则掀起了批判胡适思想的政治运动,胡适的儿子、朋友、学生都自愿或者被迫地写文章揭批胡适。那时的胡适已经黯然离开台湾,到美国当“寓公”,尽管如此,他始终坚信自己的真理,大陆对他的思想批判得越激烈,就越说明胡适的“幽灵”是驱之不去的,总有一天他的思想会被国人重新发现,得到广泛的赞同。胡适不属于那个时代的中国,而属于今天的中国。

  举世滔滔而独往独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此胡适精神之所以不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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