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胞弟口述:姐出逃前遭父亲软禁毒打

2012-10-25 10:34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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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幼的张爱玲与弟弟的合影(资料图)

  本文原载于《文史博览》2012年第10期,原题为:“盛名之下的苍凉:胞弟眼中的张爱玲”

  1995年中秋次日,从太平洋彼岸传来姐姐离开人世的消息。那几天,我的脑中一片空白,时常呆坐半天,什么也想不出来。再读《童言无忌》中的“弟弟”,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汩汩而下,“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

  这么多年以来,我和姐姐一样,也是一个人孤单地过着。但我心里并不觉得孤独,因为知道姐姐还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国),和我同存于世。尤其读到她的文章,我就更觉得亲。姐姐待我,亦如常人,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底是永世不会改变的。

  显赫家世下的悲剧童年

  以前评介我姐姐的文章,或多或少都会提到她的显赫家世。我们的祖父张佩纶,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侍讲署佐副都史,是“清流党”的要角;我们的祖母李菊耦则是李鸿章的大女儿。母系的黄家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以及后母系的孙家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也都间接或直接地对我姐姐有所影响。

  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一个是张御史的少爷,一个是黄军门的小姐,结婚时是一对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5年之后,1920年9月,母亲生下姐姐,小名小煐;次年12月生下我,小名小魁。

  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我们家已经从上海搬到天津,住在英租界一个宽敞的花园洋房里。那是1924年,姐姐4岁,我3岁。那时我父亲和同父异母的二哥分家不久,名下有不少房屋、地产。我母亲也有一份丰厚的陪嫁,日子过得很宽裕。但不久父亲结识了一班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一步步堕落下去。

  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思想观念并不保守。尤其受五四运动及自身经验的影响,她对男女不平等及旧社会的腐败习气深恶痛绝。对于父亲的堕落,母亲不但不容忍,还发言干预,这就和父亲有了矛盾。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母亲这一边。后来她们发现两个女人的发言对一个男人并不产生效力,就相偕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是出国留学。那时我母亲28岁,已有两个孩子。这样的身份还要出国留学,在当时的社会是个异数。

  十多年里,我们家从上海搬到天津,又从天津搬回上海,然后母亲远走英国,又回到上海家中,与父亲离婚后再次出国。但姐姐与我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1938年她逃离这个家。

  父母离婚后,父亲为我们找了个后母。

  记得后母刚进门那段时间,和我姐姐表面上还保持着礼节性的见面招呼,偶尔也谈谈天气,聊聊日常生活。

  那年暑假,姐姐在父亲书房里写作文,写完放在那里,到舅舅家去玩。后母无意中看到这篇作文,题目是《后母的心》,就好奇地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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