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歌的符号意义

2012-10-30 11:05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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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秧歌的符号意义

  黄波/文

  就是这种朴素的民间文艺形式,在上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的中国,曾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乃至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

  黄波1973年生,湖北宜都人,现供职于《南方都市报》。

  张爱玲在国内大红大紫已经有好多年,号称“全集”的出版物也林林总总出了不少,但小说《秧歌》却始终未曾引入实在是个遗憾。在我看来,《秧歌》是可以和张爱玲前期的《金锁记》并称的杰作,当年柯灵在那篇轰动一时的名文《遥寄张爱玲》中居然“坦率地说”,《秧歌》是一部“坏作品”。

  秧歌,本来是一种源于北方民间的文艺形式,它是民歌与戏剧、舞蹈的简单结合,节奏强烈,剧情单一,带有强烈的滑稽笑乐色彩。它原是在过年或其他节日等农闲时节,农民自编自导自娱自乐的一种消闲方式。其功能单一,无非图个红火热闹,另外它和民间几乎所有文艺形式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情欲挑逗、宣泄的味道,代表着草根阶层粗犷而本真的一面。

  就是这样一种朴素的民间文艺形式,在上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的中国,曾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乃至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

  秧歌的符号意义,在许多现代知识分子身上都有所呈现。最为人熟知的代表是朱自清。热烈赞颂朱自清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转变”为民主战士的文章,最热衷提及的就是朱自清的扭秧歌:“在参加‘五四’青年节的联欢晚会上,他加入青年们长长的行列,扭陕北秧歌,和青年学生的心贴得更近了”;“特别使人记忆最深的是,一九四八年元旦晚上,在余冠英先生家里开同乐晚会的那感人的情景。那晚,朱先生带病,但是还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挤在一个行列里热情认真地扭秧歌,同学们以民众喜爱的风格,亲昵地给他化了装,穿上了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朱先生呢,对这来自解放区人民大众化的演出形式和内容,十分喜爱,热情支持。”

  回忆者告诉我们应该这样理解朱自清对秧歌的热情:这意味着作为深居象牙塔的名教授和旧生活的决裂。然而查阅朱氏1948年的日记,却有以下让人意外的文字:“学生两次来请我们参加大饭厅的学生集会,他们还请我们在临时搭起的台上扭秧歌。大众的压力确实不得了,使我整晚上感到不安。”究竟哪一个朱自清更接近于真实?

  1949年后的秧歌,对知识分子而言,所谓接纳与否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了,但也有罕见的例外。1949年5月15日,被中共邀请,自香港抵京参加政协会议的作家宋云彬曾赋诗一首,题曰《自嘲》,诗云:“结习未忘可奈何,白干四两佐烧鹅。长袍短褂夸京派,小米高粱吃大锅。避席畏闻谈学习,出门怕见扭秧歌。中层阶级坏脾气,药救良方恐不多。”

  宋云彬为什么“出门怕见扭秧歌”?其日记中未作解释,但在同月12日的日记中,宋氏直言:“余近来对于满脸进步相,开口改造,闭口学习者,颇为反感。”一语道破。说到底,朱自清所感受到的那种集体对个人的威压,和其似乎天然的道德优越感,一定会让一个狷介的传统型文人别扭,而1948年朱自清对秧歌的“热情”更多的只是一种礼节性的表示,性格温和的朱自清不愿拂了多数人的面子和好意。

  新的时代开始了,秧歌不可能再具当年的声势,但历史就是历史。感性触摸这样的历史不妨拜读一下张爱玲的小说《秧歌》,1953年的张爱玲企图用隐喻的方式,曲折表达掩藏在秧歌兴奋之后的东西。有此一部杰作,张爱玲跻身于伟大的写作者之列当无愧矣。

 

 

责编: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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