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山不比在山清

2012-11-13 08:56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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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与政治权力关系太深者,很难不被异化。王宠惠回首负笈耶鲁之前尘,能无愧乎?

  民国知识分子是近年来读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但世间事往往一热便俗,民国知识分子话题之一大俗就是专从琐屑处着眼,几乎已流为“八卦”。

  如那位身为著名法学家和国民政府司法高官的王宠惠,因为胡适日记的披露,其“吝啬”、“贪鄙”的佚事一时广为流传。胡适1924年1月6日的日记关于王宠惠的文字如下:

  亮畴(王宠惠字亮畴)性极吝啬,几个极熟的朋友给他取个绰号,叫作“办法”。他在北京时,已做很大的官了,但家中不用厨子,不开饭。早饭随便吃一点稀饭。午饭晚饭则到熟人家去吃。晚饭尤其如此。他每到钧任、黄晦闻、李某金某家去,坐到六七点不走,主人留他吃饭,他总还要客气一次,说:“还早呢,还是回去吃罢。”主人再留他,他就说:“有啤酒吗?有酒我就在这里吃罢。”这是第一个“办法”。有时主人不曾开口留饭,他就说:“有什么‘办法’没有?我们出去吃馆子好不好?我来请你。”主人自然留他吃饭了。这是第二个“办法”。有时候他们当真出去吃馆了,吃完之后,大家抢着会钞,他总是落后的,容易被别人抢去,这是第三个“办法”。有时他的朋友们不同他客气了,他们先走,让他去会钞,那时他还有第四个“办法”:他一拍衣袋,就喊道,“喂,你们走不成,今天我忘记带钱了。”……

  所叙的确生动,但终究是个人小节,胡适界定为“贪鄙”已然失当,盖王氏其人并未曾借公帑而饱私囊也。然而竟有论者大发宏论,称王宠惠和胡适等人发起的“好人政府”运动之所以失败,从王氏吝啬的细节中已可见出一斑。其实这真是风马牛不相及。

  王宠惠,1881年出生于香港,祖籍广东东莞。1904年,王宠惠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次年因将《德国民法典》译成英文,并被当时英美各大学采用为通行课本,而在国际法学界崭露头角。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王宠惠先后出任司法部长和司法院长,成为民国时期法学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

  讨论这样的对象,首要者当然是其事功。自清末新政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一波三折,至今学界基本认定,王宠惠在这一过程之中起过不应忽视的重要作用。当下海峡两岸推出多种纪念王宠惠其人和研究其法学思想及实践的出版物,正是对这种贡献的正常反应。

  但在这样一个人物身上,中国法制现代化之艰巨性适有集中的暴露。1929年,执掌司法改革大权的司法部长王宠惠,在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上所提司法改良之方针,其中第一条居然是“司法官要党化”。王氏的依据是,“以党治国,无所不赅,法官职司审判,尤有密切之关系……为法官者,对于党义,苟无明澈之体验,坚固之信仰,恐不能有适当之裁判。是以法官党化,实为目前首应注意之点。”稍明形式逻辑者即知,此段话中破绽百出,但这哪里是讲理的场合呢?

  王宠惠渡海赴台后,曾经有人问他何以能够得到当轴者持续之垂青,王氏答曰:“必须无个人意见,无个人政策。”早已抛弃个人意见的司法高官,尽管在论证“法官党化”时貌似振振有词,但谁能知道他内心里是否真正说服了自己?

  与政治权力关系太深者,很难不被异化。个人独立原则丧失之后,精研法理的人成为一名为现实政权服务的技术官僚,王宠惠回首负笈耶鲁之前尘,能无愧乎?

  “出山不比在山清”,读书人之进退取舍,不可不慎矣。

  黄波/文

  黄波1973年生,湖北宜都人,现供职于《南方都市报》。

 

 

责编: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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