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残酷

2012-11-13 08:59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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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在东欧作家和艺术家那里,深刻和残酷往往密不可分。正可见人可以多么复杂,摆脱过去又是多么困难。

  前一阵子重看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维罗妮卡的双重生活》,仍旧为其中的诗意和哀愁感动。电影的金色基调是我喜欢的,还有艾琳娜·雅各的优雅。波兰朝法国靠一靠,优雅便有几分深度。当然这话要反过来说。譬如从前的肖邦,也是如此。东欧大都是这样,靠向法国的,便轻盈,但处理不好,就有媚俗之虞。米兰·昆德拉是二者皆备的,成败都在用心经营的哲理意味上。他的暗色调背景是东欧的,漂亮的外形是法国的。靠向德国,便成了卡夫卡,或者向另外的方向,里尔克。当宗教在其他国家不妨当一首小步舞曲时,在东欧,宗教永远是沉甸甸的。

  维罗妮卡的故事想表达什么呢?两个女孩,同样的名字,同样的音乐天赋,一个在波兰,一个在法国。一个猝逝于歌咏的舞台上,另一个,由于切肤的丧失之痛,从此改变了人生。我们和他人紧密相连,因为意识不到他者的存在而感到充实。“我不是孤单一人”,说的不是身边的亲友,而是那个从不相识、顶多擦肩而过的自我。神秘吗?一点也不。你相信,就有。

  基耶斯洛夫斯基对神秘的天意感兴趣。在天意这朵花上,他缀上的花瓣是两性关系。天意不是命运,有时候近似,有时候,就是一个单纯的真相,被复杂的形式包裹了。在红白蓝三部曲的《蓝》里面,女人在丈夫逝世后发现的丈夫生前的秘密,使得历史和未来都变得不可靠了。基于虚假前提的历史,比如过去那些日子女人对丈夫的情感,在前提破灭后,还真实吗?即使不真实,也确实存在过了。这是无法改变的。那么,探求真相意义何在?然而因为一个微小的细节发现真相,正是偶然中的天意,结果是使无辜者受难,承担原本不应由他承担的责任。

  基耶斯洛夫斯基对女人的爱怜常常被残酷颠覆。一个维罗妮卡死了,活着的维罗妮卡遇到那个木偶戏表演者,一个在我看来冷酷如同《第七封印》中的死神的人。她差点爱上并沦陷于这个“艺术家”之手。说他冷酷,因为他的用意在操纵。操纵他制造的美丽女偶,任其死于舞蹈,死于所谓“美”的奉献。然后,把这种结局归结为宿命。

  木偶艺人说:他造木偶,总是一次两个,因为演出多,容易损坏。那些美丽的人偶注定是要损坏的,要珍惜她们也很容易:只要不强迫她们跳舞。

  没有选择吗?在其中一个版本中,维罗妮卡逃离了。

  基耶斯洛夫斯基善于为理念讲故事,然而故事却是以最感性的形式出现的,残酷披上了唯美的外衣。《十戒》的开篇故事沉重难忍,差点让我失去看完整部电影的兴致。这个故事说,有一位带着小男孩过日子的单身父亲,相信科学,对宗教不够虔诚。儿子喜欢溜冰,买了新冰鞋,盼着冬天到来,河上结冰。父亲根据天气预报的温度数据算出,冰层足够坚实,可以滑冰了。小男孩去了,结果沉水而死。这个意外的悲剧,被解释为父亲在科学和宗教之间的错误选择。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故事,它是图解式的,不合逻辑,连唯美也没有,除了无辜惨死的小男孩天使般的面容,一切都是阴沉而残酷的。

  在东欧作家和艺术家那里,深刻和残酷往往密不可分。一方面,过往的那段历史本身就是残酷的,另一方面,更令人惊心的事实是,从红色东欧出走到西方的作家和艺术家,习惯性地染上了迫害者的残酷,不用于现实,用于想象,用于他们的艺术表达。基耶斯洛夫斯基在清算苏联式的暴政,“重寻被破坏的基本价值”的同时,也展示出另一种“残酷”,正可见人可以多么复杂,摆脱过去又是多么困难。

  张宗子/文

  张宗子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住纽约。出版有《空杯》、《不存在的贝克特》等书。

 

 

责编: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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