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保町与周氏兄弟

2013-07-18 14:08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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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延伸阅读</p><p>    《神保町书蟲》,(日)池谷伊佐夫著,桑田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8月版,29 .00元。</p>

  延伸阅读

  《神保町书蟲》,(日)池谷伊佐夫著,桑田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8月版,29.00元。

  ●东瀛屐痕之九

  刘柠作家,北京

  感觉这几年,随着中国学人东瀛访学的骤增,媒体上对日本古书肆的介绍明显多了起来。每每读到描写神保町的文字,内心总会泛起一种温情和愧疚混搭的情绪:温情无需解释———我对神保町的念想,至迟在离开神保町一周之内必会燃起,且愈燃愈烈,直至下一次重访;愧疚,是因为多年来,神保町惠我良多,我却无以回报。而这种愧疚感越是强烈,我便越发不愿在一般场合下泛泛而谈。对文化人来说,神保町是一份沉甸甸的念想,它的质量甚至影响人们谈论它的方式。

  十几年前,笔者“人在东京”的岁月,曾在给国内朋友的信中,却不知深浅地写道:“本世纪初,哺育了周氏兄弟的神保町书店街,今儿哺育着毛毛。”“毛毛”,是我当年在朋友圈里的绰号。结果,回国喝酒时,当面遭到哥们一本正经的质问:“你凭什么把自个的名字跟鲁爷和周作人相提并论,难道不害臊么?”我本来就是打哈哈,自然无需感到害臊,但周氏兄弟与这一带的瓜葛确是一个事实———此乃后话。

  这一带全称是神田神保町。位于千代田区北部,东西向的靖国通和南北向的白山通在此交叉,交叉点便叫神保町。以这两条大道为区划,在东西南北各形成几大块,沿顺时针方向分别是:北边西神田,东北猿乐町,东边神田骏河台,东南神田小川町,南边是神田锦町、一桥,西南是九段南,正西是九段北。神田自古是武家之地,武士宅邸和寺庙众多。战国大名越中神保一族的后人、江户时代旗本神保长治的宅邸就在今神保町二丁目一带,据说这就是神保町这个地名的由来,宅邸前有条小道叫神保小路。

  老东京人,被称为江户子。日文中的“江户子”,有种爱谁谁的洒脱范,而神田正是江户的代名词。生于神田、受神田明神保佑的江户子,日文中的语感类似于皇城根的老北京,但远比后者更“粹”。一首江户时代的流行小调唱道:“生于芝地,长于神田。如今啊,咱成了消防队的缠持……”在清一色纯木结构家屋的江户,火灾频仍,消防是大事。若是武家宅邸着火的话,消防行动由大名和旗本亲自坐镇指挥;而町人居住区发生火灾的话,则由町人自行组织消防。消防组的标志物是“缠”(matoi),状如灯笼,被一支竿子高高举起,上面印有消防组的标识,务必醒目。火灾发生时,手持“缠”的壮汉(曰“缠持”)守在交通要道口,为消防组指路,同时警示路人:此地火事,危险,绕行!你看,神田江户子,不单是“酷”,且不乏公共性。也许这就是神保町成了举世闻名的书店街的缘由?天底下还有比开书店更富于公共性的事业吗?

  当然,这是笑谈。不过,有位日本作家说过,近代东洋知识社会的支柱不是东大、早稻田,也不是《朝日新闻》和《文艺春秋》,而是神田神保町书店街。此言得之!书店街的历史几乎与日本近代文明开化的历史等长。江户末期,幕府把原来位于小川町的洋学人才养成机构“蕃书调所”迁移至一桥,后改称“洋书调所”、“开成所”,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前身。其后,除了学习院(学习院大学前身)、外国语学校(东京外国语大学前身)、高等商业学校(一桥大学前身)外,又相继有明治、专修、法政、中央、日大等大学在此落户———神田神保町成了日本最初的大学城。学生和学者扎堆之地,自然会有书籍的需求。于是,书店、出版社、中盘商、印刷所应运而生,且越来越密。至明治末期,已形成颇具规模的书店街。

  对中国人来说,这条书店街还具有一重特殊的意义———日本最早的中国城(ChinaTown)。日本接收清朝留学生,始于1896(明治二十九)年:经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试选拔的13名官费生抵日,由日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委托的教育家、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在神田三崎町租了一户独门独院的宅子,开始授课———此即后来的弘文学院的前身。以此为开端,中国留日生越来越多,呈几何级数增长:至鲁迅入弘文学院(1902年)的第二年,突破千名;1904年,达1300人;翌年,达10000人。除了弘文学院外,清朝留学生会馆、经纬学堂、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神田神保町地区一下子冒出数不清的面向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机构,陈天华、秋瑾、汪精卫、蒋介石、鲁迅、周恩来……这一大串名字,见证了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的中日关系。

  1906年,周作人赴日,与大哥一起住在本乡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正是在那儿,他头一次见识了十五六岁的下女乾荣子,“赤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东洋女性的天足,令知堂到晚年都难以忘怀。翌年,哥俩又搬到东竹町中越馆,还是在本乡。1908年4月,周氏兄弟与友人许寿裳等移居西片町十番地吕之七号(即“伍舍”),年底再度迁至同一番地的波之十九号。搬来搬去,始终未离开神田神保町那旮旯。周作人对那一带的环境显然相当留恋,他晚年在《知堂回想录》中写道:

  我们以前都是住在本乡区内,这在东京称为“山手”,意云靠山的地方,即是高地。西片町一带更是有名,是知识阶级聚居之处;吕之七号以前夏目漱石曾经住过;东边邻居则是幸田露伴,波之十九号的房东乃是顺天堂医院的院长佐藤进。

  鲁迅其实也挺满足,虽然他绝少流露,与东洋“国民作家”夏目漱石先后脚住同一寓所,感受着同样的气场,能不满足吗?连日本学者柴崎信三都觉得这“西片町的家”,是一种“文学的不可思议的机缘”:“归(东)京后第三次选择的下宿屋是漱石的‘西片町的家’,并非偶然。鲁迅处于彼时日本文艺思潮的浓厚影响之下,是显而易见的。”

  东大赤门前的洋食店青木堂,是夏目漱石在《三四郎》中描写的主人公与广田先生邂逅的场所,也是嗜甜食的绍兴文青周树人经常坐在靠窗的座位上享受牛奶果子露(MilkShake)的地方。不仅如此,据柴崎信三考证:“在‘伍舍’,鲁迅颇受用日本生活方式。早晨睁开眼,先躺在那儿吸上几支‘敷岛’香烟,然后读报。喜欢日本的绿茶。用过中餐后,身穿和服、头戴鸭舌帽的主儿,便趿拉着木屐,溜达着去日本桥的丸善书店和神田的旧书店。下宿屋的榻榻米上放着文几,他用小学生的砚台和毛笔写作。”这种范确实很夏目漱石。

  鲁迅与夏目漱石的文风有无神似之处,见仁见智。但周作人认为,“伍舍”时代鲁迅迷东欧文学,而“对于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森鸥外、上田敏、长谷川二叶亭诸人,差不多只重其批评或译文,唯夏目漱石作俳谐小说《我是猫》有名,豫才俟其印本出即陆续买读,又热心读其每日在《朝日新闻》上所载的《虞美人草》……豫才后日所作小说虽与漱石作风不似,但其嘲讽中轻妙的笔致实颇受漱石的影响,而其深刻沉重处乃自果戈里与显克微支来也”。诚哉斯言,知兄莫如弟也!在同一席榻榻米上读书、睡觉、写字,能没一点“通感”传染吗?

  不知为什么,国人谈神保町书店街的文字,绝少涉及周氏兄弟。可我总觉得这哥俩“存在感”特强,可“穿越”。正因如此,十数年前,小生在致友人的信中才敢大言不惭,拿周氏兄弟说事。虽说是打哈哈的口气,没一点正经,但确是内心的一份敬意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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