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乡村重新引入城市:重建我们与“故乡”的关系

2015-06-05 10:55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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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文化)这30多年,是一部中国的城市化史,也是一部中国人的精神史。现在,城市的各种症状,体现着我们的文化、社会症状,反过来也如此。

这30多年,是一部中国的城市化史,也是一部中国人的精神史。现在,城市的各种症状,体现着我们的文化、社会症状,反过来也如此。

城市化到底是如何导致今天中国人看上去成了一种好像和过去的乡村社会的人所不同的社会物种的?为什么很多人会感到在城市生活中,没有自我的家?在既有的城市生活的逻辑中,我们的未来可能是什么?

《南风窗》记者就此专访了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主任、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明教授。

乡愁是因为城市的冷酷

《南风窗》:今年春节,博士生王磊光的返乡笔记在微信朋友圈被疯转,他正是你的博士生。在这场事件背后,有一个关键词叫“乡愁”。这11年来,对于中国人的“乡愁”—无论是对具体的哪一个故乡的“乡愁”,还是对抽象的自然,对过去的乡愁,在社会、文化变迁中,透出一种忧伤、无奈和愁绪。背后当然也有疯狂。这条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王晓明:磊光的这篇笔记,最初是一个发言稿,是在我们与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的同道一起组织的一个市民论坛上的发言。这个论坛叫“我们的城市”,借市中心的艺术馆或书店,定期讨论一些有关城市和市民生活的问题,已经做了两年多,今年春节前的这一场,就以“回家过年?”为总题,邀请了3个发言者,磊光是其一。

当时我不在现场,听策划这场论坛的同事说,讨论颇为热烈。其后磊光这一篇笔记在各类媒体上引发这么大的反响,仔细想想,也真是有几分必然的。

这个“必然”的意思是,今天这一股大家用“乡愁”这个很有几分古典意味的词来概括的集体情绪,其实是最近几十年的城市化的产物。它的字面含义要比古代的“乡愁”窄得多,比如你去了北美或南非,或从陇西的乡下迁到浙东的山里,你遥望故乡的种种情怀,就都不在这“乡愁”之内的。

它其实只是这么一类人的愁闷:出身乡村,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读大学—住进中国的大中城市,但时间还不很久,心智习性的城市化还不十分稳固,也就还来不及忘本…… 即便不是碰上春节,即便王磊光不写这篇笔记,只要这个群体在,就会有李磊光或张磊光,在别的时候,以别的方式,引发类似的广泛共鸣。

《南风窗》:“乡愁”不是“他乡-家乡”这个二元结构下的产物,而是在“乡村-城市”这个二元结构下的产物,古人之所以有乡愁,那是因为他在异乡,而今天一个人有乡愁,则是因为他在城市,这大概是今天的“乡愁”跟古人的“乡愁”的根本区别。换句话说,是城市化背景下的东西。

王晓明:对。今日中国,虽然只有1/3的人有城市户口,30年城市化下来,城市在各方面都绝对压倒乡村的悬殊之势,却已经相当牢固。这当然不全是因为这30年,但这30年里,这个势得到大幅度的强化。因此,广大乡村里有理想、能读书,或者虽考不上大学、却能吃苦的年轻人,自然纷纷都往城市走。

照理说,这样的年轻人,本来应该是最少“乡愁”的,尤其那些有文凭、能表达、比同龄的城里人更能奋斗的人,应该能较快地打开新天地,全身心感受新鲜的都市风尚,体会前景有望的喜悦:如果是处在这样的状态里,他们会有很多心思去“乡愁”吗?那可能是他们快要步入老年、对都市的一切都司空见惯的时候,才会起的心绪吧?

可是,如你所描述的,恰恰是这一个群体,现在就起了“乡愁”,而且是一种深广的“乡愁”。不仅是痛感乡村生态和人情的全面败坏,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跟故乡格格不入;与这多少还带着一点俯视意味的悲哀同时的,是一种更其消沉的沮丧:苦读多年,有了文凭,甚至也有了一份白领式的薪水,却依然活得紧巴巴,既不能衣锦还乡,收获父老的赞誉,也难有“成功者”的威信,可以引领乡人,一起改造和拯救农村。如果这个理解大致不错,那是不是就可以说,这其实并非古人多有的那种缅怀故土、想归而不得的思乡之愁。它固然是因返乡和思乡而起,针对的却是坐在城市里的这个自己,是自己这既不能惬意和借力于都市,又早断了回乡之路的困境,和造就这许许多多人的共同困境的时代?至少我是觉得,今天这“乡愁”的澎湃,正凸显了大城市的势利和冷酷,它们一面威逼利诱,将无数乡村青年招入城中,一面却严苛以待,令他们过早地明白了,在这个“拼爹”的时代,他们很难真正融入城市。

城市化所挖掉的根

《南风窗》:我们可以发现,还在农村里生活的中国人很少去谈“乡愁”,他们不是没有意识到背后的文化焦虑,而是好像正处在追求物质欲望,追求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尽力在社会价值排序上往上攀爬的历史进程中。从小在农村里长大,在城市里已经稳定生活的中产阶层,可能最有“乡愁”的感触。他们已经经历了城市化,心理结构已经和城市社会同构了,但对应于原来的那个家乡,以及自然的那个小时候的自我还在,而这样的自我无法在城市中安放。另外,从小就在城市里长大,从一开始就已经城市化,或城市化了几辈人的人们,虽然不会有王磊光所描述的意义上对应一个具体乡村的“乡愁”,但也有另外的乡愁—对一个城市的过去的怀念,对自然的一种向往。

王晓明:从你说的这个角度来看,“故乡”就是“过去”的代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并因此形成他的“过去”与“当下”的张力关系:一方面,他所以有如此的“当下”,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那个“过去”;另一方面,他的“当下”又不断地改写“过去”,要将其分解成不同的部分,有的收编,有的驱逐。在某个意义上讲,这种“过去”和“当下”的持续紧张,正构成一个人的精神丰富的基础。他如果能不断地发展这紧张,他的身心就不会偏枯于一面,就能保持多向的可能。个人如此,社会也是如此,一个再怎么庞大的社会,如果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一味追逐新潮,毫不在意地铲除旧物和记忆,以至其基本成分日益单面,它是不可能有长远的未来的。

可叹的是,这30年的新一波城市化,不但没有纠正过去历次城市化浪潮过于鄙薄传统、轻易就摧毁旧物的弊病,反而朝着这个方向变本加厉,更大面积地铲除历代城市生活的积累:建筑空间首当其冲,生活习俗紧随其后,一旦屋舍街道面目全非,人的生活和情感,乃至许多生理倾向,也势必一同巨变。曾有美国教授作惊人之语,说中国并非历史悠久之国:你看东西南北,城市村庄,到处都是大拆大建,一般人民更是追逐时尚,对历史一问三不知,如此在物质和精神两面都持续抹除“过去”的国度,有何历史可言?目睹这些年“拆”字横行的城市化现实,我不能不说,这明显偏颇的论断,也是尖锐触及了这些年中国社会变迁的一大可忧之处的。

《南风窗》:所以不仅从农村出来的人的故乡面临消失,从小就在城市里生活的人的故乡也面临消失。我们说乡愁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并不仅仅是从农村出来的人的特点,正是在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让所有人都难以寻找到跟过去、跟自然的联系的意义上来说的。

王晓明:我常觉得,在思乡这件事上,今日中国的城里人,是比乡下人更可悲悯的。乡下人当然不幸,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去城里谋生,一旦离开得久了,故乡就日益破败,可是,你想过吗,因为城里的土地远远比乡村的值钱,各种有权有钱的势力,都急乎乎要靠折腾土地牟利,城里人的老家老街坊,就更容易成为下手的目标,会更快地被完全抹掉。

今日上海的本地人,有多少还有旧居老街可以回去探访?十不存一吧!当在电视上看着各式返乡人风尘仆仆、暗自庆幸的时候,像我这样的上海本地人有没有想过,自己其实更可怜,是连故乡都荡然无存、只能靠记忆摸索“过去”的无根族!

《南风窗》:城市化挖掉了很多人的根,首先还可能就是城市本地人的根。

王晓明:很多人都说—我也常说,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数因为文字和文化的长期延续,而能大体记清楚几千年历史的民族。对比印度就能明白这多么难得,同样是文明古国,印度的历史,从现在往前数,据说只有800年是清楚的,再往前捋,就有点乱了。历史者,来历也,一个人越是看得清自己的来历,越是知道自己这一路走得多么跌跌撞撞,他就越可能比较清醒,比较知道远近大小,应对新挑战的时候,也就越可能少犯无知、狂妄和短视之错。我真是很希望,春节后的这一阵“乡愁”小爆发,其中正有一部分,是如你所分析的,表现了人们对丧失自己的精神家谱的普遍不安。

将乡村重新引入城市

《南风窗》:刚才我们讲到,人们想把心安在乡村、过去、自然,是因为城市化背景,是因为大家生活在城市,是因为大家在城市化的生活中,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很多,诸如拥挤,残酷的利益和心理竞争,人与人之间陌生冷漠,雾霾,城市好像除了可以满足欲望,对于人的身体和心灵来说,好像有某种“毒害”。你曾经阐述过这些问题,说城市化是“根本改变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的事情,一旦做了,可能就改不回来了”。

王晓明:城市是一个规模和程度上都惊人的人造的世界。1970年代就有文化研究的学者分析过,像购物中心这样巨大的建筑空间,将市民除了上班、睡觉之外的几乎所有生活内容:吃饭、娱乐、健身、购物、散步、亲子教育、谈情说爱…… 都搞成消费活动,并由此密集地聚拢于其中,灯光贼亮,没有昼夜之分,空调恒温,也没有四季之别,在这样的空间里呆久了,恐怕谁都会发生错觉,以为这就是整个世界吧。很多巨大的购物中心,更将酒店、公寓、博物馆、办公楼、地铁站、公交汽车站…… 都嵌接在一起,仿佛是要将市民的生活一网打尽,你就在这里转悠吧,哪儿都不用去!

《南风窗》:这等于已完全预设生活在这种城市生活环境里的人,跟生活在乡村,生活在北京、上海、广州“老城区”(如果还算的话)的人,是不同的社会物种了。背后有什么样的心态,反过来又有何社会影响?

王晓明:这很明显。如果将到今天为止的城市化看作某种能量巨大的活物,我就觉得,巨大的购物中心这一类建筑,正以非常直观的方式,凸显了城市化的基本性格:认定人乃万物之灵,以人的欲望为最高意志,相信人定胜天,雄心勃勃地要重构天地!

正是这样的性格,令城市化一方面彰显出人类改天换地的巨大能量,一方面也持续助长人类自我中心、轻看天地万物的浅薄之心。为什么短视、功利、狭隘这一类的痼疾,在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作得如此严重,上述这一种浅薄之心,正是深层原因之一。要说什么是城市化对我们的心性的负面影响,我觉得这可能是最深远的一项。即便雾霾已经如大铁锅般扣到了我们的头上,顾头不顾尾、继续孜孜于追逐眼前实利的风气依然不见稍减,你就可以知道,这影响已经深到了何等程度。

《南风窗》:城市化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性是预设了一个“向前走”的逻辑,我们跟不上趟,就会有巨大的恐慌,因为我们的存在好像被社会前进的步伐给剥离出去了。所以我发现,大家刷存在感,更多时候是用代表了新的和时尚的东西来刷的。同时,现代性还代表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分裂比较厉害(人与自我的分裂就是扛着一个“假自我”来应对这个世界),用一个词叫“异化”,是欲望,而不是心灵在驱动他,并且这个社会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似乎就是用来满足人无穷无尽的欲望。城市的这种生活逻辑,会带来什么呢?

王晓明:各地的城市化过程,不论其最初的动力来自何处,也不论过程中有怎样不同的因素掺杂其间,都很难避免资本主义的逐利逻辑的渗透,甚至会被这套逻辑绑架,拐入明显是前景渺茫的危途。那些所谓“资源枯竭型”的城市,那些高楼成群、人迹渺然的“鬼城”,都是这方面的显证。至少在其野蛮阶段,资本主义式的行事逻辑,是赤裸裸只要现钱,“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一个地方的城市化过程,如果是被这样的逻辑深刻支配了,各式的失衡和失控,就多半会等在不远的前面。与这世界上的大多数物种相比,人类都是后来者,这世界并不真像他在类似购物中心这样的封闭空间里错觉的那样,是以他为中心组织起来的。一旦他照着这样的错觉自行其是得过了头,就必然要受惩罚,而且惩罚还来得越来越快。

《南风窗》:可以认为,今天很多人在心理上频出问题,其实就是已经遭到了惩罚的其中一种表现。现代城市生活所需要付出的一个代价,似乎就是形形色色的神经症和心理变态。而大家有“乡愁”,有对过去的眷恋,有对自然的向往,有想寻找真实自我的渴望,就是一种警醒,警醒我们,城市生活某种程度上已让人的精神受到了挑战,有些生活是我们真不想要的。但既然已经这样,这个社会可以有什么办法来减轻精神和文化焦虑?站在今天的历史时间上,个体又可以做些什么?

王晓明:在今天,迫切该做而也可做的事情,真是太多了。在这里只能先说一个比较宏观的事情:如何构想和踏出真正可行的城市进步之路。它不能再是独自膨胀、吃掉乡村的,而该是城乡互动、一起进步的;它也不能再是GDP导向的经济独大、内外矛盾不断加剧的,而该是多面平衡,走向民主和资源共享的。

可以从很多角度构想和起步,此刻我特别想说的一点,借用一位日本建筑师的话:“将乡村重新引入城市。”生活节奏、作息时间、饮食习惯、价值观念、空间意识、市场规模、交通半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品的关系…… 如果说此前的城市化,是在上述这些方面,尽可能地抹除传统的格式,代之以所谓“现代”的格式,那现在就该反过来,到过去、历史、老家和故乡、残存的甚至已经只是记忆中的乡村世界里,去寻找那懂得天地之广大、明白人类之有限的智慧—这才是人的智慧,才是可以用来创造新的城市生活的资源。

再重复一句,只有激活“过去”,才能重建它与“当下”的互动关系,才能由此创造真正的新未来。人如此,社会如此,城市也如此。

                                                                                                      责编:龚晓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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