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辛亥革命专著《民国了》作者杨早

2012-09-04 09:18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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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历史新闻化辛亥革命专著《民国了》作者

  对,我写作时就是想追求一种画面感。我甚至想过每篇都用第一人称叙事,把叙事者放进历史事件中去。

  历史的骰子掷中了武汉

  读+:为什么你最近的好些作品会把关注的眼光放在晚清、民国这个历史阶段?

  杨早:准确地说是清末民初,1900年到1918年吧。我们的生活,包括制度、习俗、心态,千百年当然变化剧烈,不过我认为最近最大的一次变化,发生在清末民初,1840年以来西方文化“横的切入”,在这一阶段结出了果子。形成变化的因素极其复杂,但这一阶段是一个定型的过程,所以我们现在的所思所想、所行所欲,大体都源自这一时期。我很想能更清楚一点地认知这段历史。

  读+:为什么这几年“民国热”一直持续?你认为大家是想从这段历史中获得什么?

  杨早:今年我到处说“我们向历史要什么”,简单的说,我们想从历史中获得的,只是现实欲望与焦虑的映射。影射也好,穿越也罢,我认为大家对历史的迷恋,一是要寻求某种资源,来对当下的各种困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助力;二是找寻一种异样感,以民国为例,那种生活,跟我们熟悉的生活是如此的不同,可是它又离我们如此之近,生活中大量的元素提示我们,民国并未消失。“民国”就像一面穿衣镜,让我们照见当下的种种不足与缺失;民国又是一架西洋镜,让人看见诸多新奇变幻的图景。

  读+:在《民国了》之中,我们注意到很多细节写得很传神,仿佛你本人就在事发现场,那么这些细节的还原究竟是基于史实,还是你个人的合理想象?

  杨早:我基本上可以保证,书中每一个细节都有出处。但我在处理的时候,不是原文照录,我会基于文本,做一个氛围的想象,给它描上一些背景色。因为我写史的目标不是“求真”,而是“求活”,我希望我的读者能获得某种现场感,觉得这些历史事件并不冰冷,它们可以借助我们共同的想象在脑海中复活。《民国了》里我写出的第一篇是《让子弹飞》,给了一份杂志,编辑看了说:“真像一个小电影剧本。”对,我写作时就是想追求一种画面感。我甚至想过每篇都用第一人称叙事,把叙事者放进历史事件中去,不过约稿的编辑认为太像小说了,最后我放弃了这种更有现场感、也更困难的写法。

  读+:《民国了》这本书,你是从武昌起义写起的,很多专家分析过为什么辛亥革命会在武汉发生。那么你的观点又是什么?

  杨早:辛亥革命首倡于武汉,是一种偶然。试想,如果端方硬是抗旨不遵,不入川而留在武昌,历史会怎么走很难说,任何细小的因素都会改写历史。分析辛亥前后局势,我们一方面可以说,改良在与革命赛跑;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革命与革命之间也在赛跑。先在哪里发动起义,革命党人中有“长江下游论”、“长江中游论”,还有“两广论”,甚至有人梦想在直隶和山西直接起义推翻清廷。在王朝的政治资源耗尽之后,革命自哪个地域喷薄而出,恐怕确实要看历史的骰子怎么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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