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香港第一才子"陶杰:香港除了奶粉,还有文化

2012-09-18 08:13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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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陶杰,香港著名作家、传媒人,被梁文道誉为“香港第一才子”。前不久,在“保钓”、“国民教育”等热点事件中,他都发出了声音。今年7月,他的作品第一次被系统引进内地出版,这便是文集《洗手间里的主权》和《杀鹌鹑的少女》。

  近日,记者通过电邮,对身在芬兰的陶杰进行了。

  独家专访

  关于内地

  上一代还有许多民国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但随着时间的凋零,有学问的人慢慢都消失了。

  关于“才子”

  在一些国家,优美的事摧残得比较快,而且是大面积地陷落。

  读+:你新书的腰封上有很多介绍,“香港第一才子”、“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刻薄毒舌/才子文棍”,你自觉哪个最贴切?

  陶杰:“香港第一才子”愧不敢当。所谓“学贯中英,博古通今”,是当今每一个中国作家应该具备的条件。至于“刻薄毒舌”,我的文字不大按牌理出牌,与中国人传统要求的“温柔敦厚”、“文以载道”很不一样。我受了英式幽默的影响,有时用委婉而比较搞笑的方式暴露一些矛盾。所谓“刻毒”,仅是一些中国读者领会不了幽默,较为负面的结论。但是中国的“刻毒”作家不少,鲁迅、林语堂、柏杨,都还在我之上。

  读+:你出身于左派家庭,后来为何去英国读书?你的散文、杂文中为何经常有崇英美的倾向?

  陶杰:前总理周恩来在会见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时,据说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赫鲁晓夫对周总理说:“你我两人,有一点不同,我出身农民阶层,你出身资产阶级。”周总理不慌不忙回击:“你我之间也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背叛了各自的阶级。”

  (上世纪)70年代末期,香港左派很多人把儿子送去英国读书,就像今天许多人有点钱,就流行买LV和Chanel一样。在我的文字里,也有推崇中国一些传统精致文化的,像旧时的文言和诗词,还有中国的水墨画和戏曲。我只崇优,并不崇洋。对于优美的事物,没有国家的界限。只是在一些国家,优美的事摧残得比较快,而且是大面积地陷落,英国和欧洲保留得比较多。

  读+:你曾出车祸命悬一线,这对你的人生观有多大影响?

  陶杰:车祸一事令我感到人生很脆弱,可以拦腰斩断。今天能做完的事,不要留到明天。今天能说的真话,不要今天不说,以为留到明天“气候”好一点时才说。人生随时是可能没有明天的。不仅做人,看今天一个乱世,人类也一样。

  读+:你曾为两家立场不一样的报纸写专栏,有人说你“人格分裂”,你是如何做到的?

  陶杰:其中一家,我全职是主笔,要写社论,社论要服从老板的意思。主笔写的是报纸的立场,不是个人立场,就像律师替一个当事人辩护,也不能有自己的立场,为顾客的利益发挥口才,做到最好,这叫“专业”,不是什么人格分裂。当然,对于一个作家,总要有点底线。我很幸运,香港还是一个文明的地方,多年来,我还没有触犯底线。

  读+:你每天见诸于香港报端的专栏杂文,不乏刻薄讽刺,2009年一篇文章甚至引得菲律宾禁你入境?

  陶杰:社会有不同的气候,作家也要预备几支不同的笔。3年前,我以鲁迅和林语堂式的戏笔,说菲律宾是“仆人之国”,对方正在筹备国会大选,宣布禁止本人入境。那篇文章用英文写成,充满英式幽默,西方人士看得懂,东方的菲律宾一般读者看不明白。那件事令我反省:世界上许多民族,文化的领悟力是不一样的。

  一个作者,不只有一种风格,有温柔之处,也有暴烈之情。正如一个人,能吃麻辣火锅,也喜欢广东清淡的小菜。人性是复杂的,也是多面的。看惯冰心、朱自清的人,就以为人性很简单,作家只有一种性格,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读+:你文章的口头禅有“酱缸文化”、“小农社会”等,这些标签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陶杰:“酱缸文化”是柏杨先生的发明。至于“小农社会”,思想家钱穆和社会学家费孝通,都先后指出过,中国人生活是两千年的农耕文化,不同于西方的工业文明。农耕生活,自然衍生小农方式的思维,例如只守护着自家眼前的一小块耕地,对于大山外的世界,缺乏兴趣。

  “小农社会”纯属客观描述,不带道德批判,但很奇怪,许多人因为潜意识看不起中国的农民,见之而大怒,以为是侮辱,这是他们的偏见。“小农”毕竟跟“猪狗”不是同义词,钱穆、费孝通和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那些人有什么好怒发冲冠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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