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重读莫言《红高粱》:新历史主义开山之作

2012-10-15 11:29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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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1日上午11点,在诺奖公布前的数小时,著名作家麦家的一条微博得到众多网友的转发和认同。麦家说,“莫言让中国人聚焦诺奖,能否得到现在为止只有天知道,但我希望他得。我认为莫言是活着的中国作家中最有才华、对当代文学贡献最大的。中国人一向在乎外国人认可,如果谁被诺奖认可,对中国文学是幸事,至少可激发更多人关注文学,哪怕是短暂的……”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我们在获取纷杂信息的同时,更愿意回归到小说作品本身,去体会“魔幻”“现实”“民间”“历史”的韵味何在。由此,成都商报特意为关注文学、喜欢莫言的读者服务,邀请名家解析莫言作品。今天,首推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麦家重读莫言《红高粱家族》(以下简称《红高粱》)的读后感。

  那些年,我们中的很多人的记忆都被一部叫做《红高粱》的小说和电影给笼罩了。时隔二十多年,我的一位年轻的朋友说:《红高粱》啊,讲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一片血腥的高粱地和在高粱地里乱搞的事儿。他说的是真话,性与暴力,是很多人关于那部电影和小说的集体记忆。他毫不掩饰对这个眼下“习以为常”的词语的不屑,但对我,对每一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知道这个词语对于当年的文学写作是一种什么样的意义。

  一部作品的阅读史就是一部漂流史,每一个变化的评判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时代的影子,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在这一阶段的困惑、探索与痛苦。1986年,我们刚开始接触拉美文学,家族叙事和魔幻主义成为我们心中文学创新的样板;“人的解放”,成为我们这代人新的价值观……莫言的《红高粱》在这些方面满足了一个时代的阅读期待: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他以家族回忆的方式替代了民族、国家这些宏大的词汇,被称之为“新历史主义”的开山以及代表之作。

  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红高粱》的写作方式,绝不仅仅是莫言自称的要抵达“历史的某种真实”,而是历史为什么竟会以这样的方式讲述。很多人都会对父母的情史有极强的窥探欲,对物质财富有隐秘的抢夺欲,这并不奇怪,哲学家说人们都喜欢问“我从哪里来”。但在中国的伦理框架下,并没有多少作家愿意或者说有勇气探究这些秘密,《红高粱》扯一块“家族史”的幌子,已经算难得了。回想一下当年电影院里令人激动的那些场景,我们就会知道,这样充满荷尔蒙和情欲的叙事绝非偶然。最蓬勃的生命力,最理直气壮的情欲,最张扬的色彩,最狂欢的表达,在观众和影片细节所达成的每一次交流的默契里,已经暗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来临。那些并非历史的场景,而是一个时代心态的真实摹写。

  这是《红高粱》被读者接受且被影片定格的基调。但我却惊讶地发现,二十多年后的这次重读,是一次冰凉的相遇,它远没有我记忆中的那么焦躁和炽热。它是幽深的,迷茫的,甚至是忧郁和诗意的。它同时具有文和野的两个方面,或者说,它的蛮力与激情之后,隐藏着对于战争、死亡与人性的诗意表达。只是这一面,在文学史和批评史的叙事里被轻轻抹去了。莫言在回忆《红高粱》的创作动因时曾说,他想写战争中的人和人性,把战争当成“人类灵魂的实验室”,其心中的典范是前苏联电影《第四十一》。这种人道主义的战争叙述,本来亦足以构成反叛的因素,只是在当时,在更为新鲜时髦的话语面前,批评界对此集体沉默,这足以看出那个时代人们追新求异的急切。而莫言自己也说,他曾按批评的方向自觉调整自己的写作,比如更魔幻一点。这种时髦话题有多大程度上压倒了文本本身?魔幻主义有没有限制和抹杀了莫言的另一种可能性?为什么他后来会更多地向汉语写作自身的传统后撤?批评总是不断迎合“当下”的需求,却忘记了这种“当下”总有一天也会变成历史。一个作家的写作史,某种程度上也是与批评家不断妥协和较劲的历史。但不管怎样,批评与写作这种合谋与互动总比两不相干要好,而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能写出如此优秀的作品,这不得不归结于莫言天赋的才华。我是说,莫言不可思议地找到了自己个性化的表达方式,他的既肉感又灵性、既粗粝又细腻、既炽热又苍凉、既蛮野又优美的“狂欢化”文体,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缰域和记忆。

  对我而言,重温这些经典作品以及它们的批评史,亦是在梳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发展脉络,是追问我们从何处来,以及我们还可以去向何处。

  文/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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