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状者杨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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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挑起康熙历狱的杨光先,因一句“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而留下历史的笑柄,但客观地说,杨光先可谓“节烈之士”。崇祯十年(1637年),杨光先40岁时,曾以布衣身份抬棺参劾内阁首辅温体仁,遭到廷杖并被流放辽西。

  在清代,杨光先屡次状告西洋历法,非为个人利益。他自评“先生之真奇,不在于劾权要,而在于尊圣学”“功不在孟子下矣”。康熙历狱后,杨光先被要求出任钦天监,他五次辞任,各种理由说遍:禀性不中和,有鲁莽灭裂之气,不可为官;年近七旬,精神不济;不懂历法推算;请以布衣身份在钦天监供事。

  “依西洋新法”制定的《时宪历》颁行,代表了皇帝的认可。杨光先状告汤若望,比起他在明代弹劾温体仁来,难度大得多。顺治十六年(1659年)杨光先到礼部请求代为上呈奏疏,礼部表示归通政司受理。一年后,杨光先上通政司,通政司先称无暇接待,再去又表示奏章应由礼部投呈。杨光先自然不会再到礼部碰壁,半年多后,他前往负有监察职责的礼科寻求帮助,仍未受理。这些衙门态度倨傲消极,还多对杨光先予以呵斥。

  杨光先讲《时宪历》推算错误,又对天主教展开驳议,认为耶稣既为被钉死之罪犯,视为圣人就跟视汉代黄巾、明代白莲为圣人一般。《时宪历》印“依西洋新法”是使大清奉西洋正朔。康熙三年(1664年),汤若望手下的钦天监官员李祖白出版《天学概论》,称中国人是以色列人的后代,伏羲、六经、四书都是阐发天主之微言。七月二十六日,杨光先再度告发,这次直接告发汤若望谋反。礼部官员不敢懈怠,带杨光先到紫禁城上奏。

  这次杨光先受到了重视,但日子并不好过,他当即被看管起来。十天后,礼部与吏部开始会审汤若望,又过了十天,杨光先被释放。但释放五天后,杨光先受到反诉,说他著书讥刺清朝,结交私编明史之人,咒骂清朝臣民都是禽兽。礼部、吏部审讯后,认可杨光先的告发,但指出杨光先用语有牵强之处、意图青史留名、不按通政司拒绝进呈告状资料后的指示再到礼部告状,而是擅印著作,要将他交刑部议处,辅政大臣干预才得免。

  杨光先的经历表明,在清朝告状很不容易,即使被认定属实,也要冒巨大的风险。衙门之间相互包庇,如对不接受杨光先上疏的各部门,礼部、吏部认为“无需再议”,没有责任。在另一方面,汤若望等人经礼部、吏部三个月审讯,多项罪名成立,交到刑部。刑部再审后,最后的结果于康熙四年三月出现,汤若望免死,李祖白等五人斩首。

  汤若望当然未曾谋反,但已深深卷入官场政治。顺治去世时遗诏罪己,表示对历世竭忠的满族大臣不信任,使其“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传教士虽非汉人,但被认为与汉人一致。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受邀赴京,当时清朝与蒙古、西藏关系不稳定,顺治决定出边迎接,满汉两班大臣对此态度不一,满族大员认为皇帝远迎能显示诚意。钦天监奏称“太白星与日争光,流星入紫微宫”,洪承畴等见此称天象示警,于是顺治决定取消远迎。五世达赖到京后,应否向他征询治理边事的意见,又是满汉对立。满大臣认为应征询,听不听再论。汉大臣认为赏赐即可,不必询问如何治事。直至康熙初年,西北边事仍是大患,辅政大臣束手无策。汤若望在五世达赖接待上与汉族大臣观点一致,这或许埋下了康熙初年孝庄皇太后说辅政大臣要将汤若望“置之死耶”的远因。

  明清之季的历法之争,所争固然在于时间的推算与测量,但更在于文化与权力。对杨光先来说,文化正统是第一位的,这就是杨光先虽为明朝遗臣,但见了耶稣画像后就起而反对传教士的原因,“我大清今日之天下,即三皇五帝之天下;接三皇五帝之正统,……接周公孔子之道统”。对汤若望等传教士来说,则是要以历法为工具接近通天权力,实现传教目的。这可以解释汤若望等人为何在皇太极进攻明朝时,效忠“君父”崇祯而对“丑虏”“义切同仇,恨不灭此而朝食”,一到清朝又赞颂“天命兴隆,享祚无疆”,而且为了服务皇帝,还去做选择良辰吉日等天主教视为迷信的事情。

  汤若望等人受到明清皇帝的器重,根本还是因为拥有推算历法、制作仪器和火炮等能力。顺治、康熙亲政时乐于利用传教士,在他们那里,历法能够准确而传教士没有异心就行,反而不像杨光先那样在乎“正统”“道统”。汤若望掌握的知识属于第谷的地心说体系,对推算历法已足够精确。反观当时的中国,天文历算等技术虽受重视,设有机构和官员,但人才缺乏,钦天监诸人往往类似手艺人,为家族式世代习传。历法出现问题想要解决时,往往钦天监找不到足够具备能力的人,国中访求通历法之人也不得。这就使明清之季拥有天文学知识的传教士大获用武之地,获得钦天监正统地位,否则即使像杨光先那样政治上正确,得到驱逐西法的机会,也一定会技术上破产。

  时间的问题在明末清初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原因在于明代初年颁行的《大统历》(一般认为即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至明成化年后,时常与实际误差太大。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加入历法制定,他们的宗教背景使时间问题首先被当成道统问题。历法原本是要表明皇帝之治“合天”,传教士则使“合天”暧昧起来,既像是“合乎上天”又像是“合乎天主”。这就使时间在中国由一个皇权之事变成一个首先关系到是否“合道”的事情。杨光先在历法上的控告,是一个远远的先声,预告了近代中西迎面相遇之时会出现非常错杂的局面。(文/刘洪波)

  【编辑: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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